“书之书”是否“小众”？

    一般而言，“书之书”的首印量往往是只有几千册，因此有评论认为它属于一种“小众文化”。在陈子善看来，“书之书”不可能成为畅销书，首印有三五千册已经不错了，如果销量能够超过一万册就很突出了。“如果销量达到三五万册，就反而不正常，因为‘书之书’是不可能‘人手一本’的。”陈子善说，“书之书”是带有明显个人趣味的，不是要追求其中几种的数量有多大，而是要鼓励品种的多样化。“当年鲁迅的一些书也印得很少，即使是出版很兴旺的年代，唐弢、郑振铎的书印量也不会像畅销书那样。现在如果哪位作者有雅兴，还可以只印三五百册，供真正喜欢的人订购，这也不失为一种方法。”陈子善认为，只要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有作者愿意写，“书之书”就有持续的生命力。

    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书，“书之书”对于出版社和作者而言，经济收益和稿酬会显得微薄一些。陈子善认为，如果作者想靠“书之书”谋生是不行的，因为这种书更多的是体现一种余兴和精神寄托，出版社也要有这方面的眼光和品位。同时，“书之书”的作者也要写出质量，而不能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而把文章写“走样”了。

    徐峙立介绍，“书虫”系列首印五千套，之后有加印，比如谢其章的《搜书记》、薛冰《版本杂谈》等。此外，因为销量不错，读者喜欢，王稼句在出版《看书琐记》之后，又写了《看书琐记二集》。不过，书虫这套书不是关于书的书评，而是每本书有每本书的特点。“出版‘书之书’对于出版社来说，经济效益可能略薄，但是对提升出版社的品牌效应很有帮助。至于稿酬，当然不能和当年明月那样的作者相比。”

    “现在读小说的人多为年轻人，而年长一点的人不会再倾心读小说，而会把精力用在阅读人文社科类书籍，‘书之书’面对的就是这个读者群体，他们的阅历和社会经验都比年轻读者高出许多。”杨小洲认为，要读懂“书之书”并读出趣味，需要读者自身有广博的知识和修养，这就是“书之书”成为小众读物的原因。

    “小精装”会成“书之书”主流？

    无论是上海书店出版社出品的“海上文库”丛书，还是中华书局的“书人书事”系列，都采用小开本精装的装帧方式，而且内文不求“厚”而求“精”，这种新颖雅致的风格，也是其深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徐峙立说，她很喜欢这样的装帧方式，因为读书本身就是一件很精致的事情。“我们出版社已经把一些书尝试在普通版之后做了精装版。而‘书虫’系列也在考虑出精装版，还会配上彩色插页。 ”

    “精装小开本这种形式与时尚流行基本相同，上世纪八十年代钟叔河先生编周作人作品时，就使用小精装出版，但在当时并没有很大影响，可能是那时的制作质量不甚精美。前些年流行图文书，很多书籍的版式设计也很花哨，但几年过后，阅读潮流又转回到朴素干净，对书的装饰也由花哨喧嚣转到安静雅洁。”杨小洲介绍，这些年来图书开本越做越大，而上海书店出版社在这种图书潮流里一反常态，做出“小精装”系列，给人清新之感，立即引来读者喜欢和称赞。“我对小精装求其雅致，所以在中华书局这套小精装丛书里，我自己那本一是要求封面使用深色，一是页码少，所以我那本是最薄的，求的是精与巧。现在一些出版机构编书还有个倾向，就是求厚，好像这样才可以体现作者的写作分量，而我有心求少，从三百篇文章里收三十篇入集，是为‘以少胜多’。”杨小洲说。

    陈子善并不认同所有的“书之书”都做成“小精装”。他认为，在“书之书”里占有一定分量的介绍书店、书房、书架的图文书，在装帧上也同样值得关注。“比如《书店风景》、《坐拥书城》、《逛书架》等等，这类书往往印制精美，图文并茂，非常直观，读起来很舒适。”陈子善说，如果把“小精装”喻为“书之书”中的“小资”，那么这种精美的图文书就可称为“书之书”中的“贵族”了。

    用“书之书”“抵抗”电子阅读？

    谈及“书之书”为什么受关注时，梁文道认为，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在于一些读者都意识到，也许电子阅读会让书的命运产生很大的改变，所以他们会从头去看一下“到底书是怎么回事”。刘苏里更把书话类出版物的阅读热潮现象，当作爱书人对当下传统书籍阅读状况衰退的一种“抵抗行为”。在这样的视角下，“书之书”代表着大众阅读的未来希望。

    不过，陈子善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以前有更加精致的“书之书”，但并不存在这种意义，现在的“书之书”和“抵抗”电子阅读也没有必然关系。即使真的有“抵抗”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抵抗”也是软弱的。

    在杨小洲看来，“书之书”是电子阅读无法取代的，而爱书、藏书的人存在，也使纸质书籍得以生存。“我觉得这两种阅读方式会共同存在，纸质图书不会被替代。”

    我们还缺什么样的“书之书”？

    旅日作家、出版研究专家李长声介绍，“书之书”的写作与出版在日本非常盛行，许多旧书店的店主和出版社编辑都纷纷执笔写下关于书的故事，成为出版领域中的一大门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