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学君主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澳大利亚解剖学家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提出了“人—— 杀戮猿”概念，这是对人类天性之中残忍阴暗面的一次正视。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其实拥有着悠久的暴力传统，有研究者认为战争起源大概早于人类和黑猩猩分家(约六百万年之前)之时。换而言之，这行为绝非人类所特有。1974年，著名传奇女性、动物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报道说，她在坦桑尼亚地区记录到了一次黑猩猩团体间发生的长达四年的冲突争斗，此乃人类首次在种群以外观察到如此明显持久的战争行为。

    就在古道尔报道这一发现的次年，一位即将对类人猿行为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荷兰人，正式踏上了他的黑猩猩之旅。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生于1948年，前后在荷兰三所大学接受动物学和生态学训练，1975年开始在阿纳姆动物园从事一项长达六年的黑猩猩观察项目，项目结束后，他从自己日常记录下的海量笔记中撷取素材，写就一本《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Power and Sex among Apes)，于1982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推出。

    这本著作很快成为了科普畅销书，并为作者赢得了“生态学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称号，是褒是贬，莫衷一是。追究起来，很大原因在于书中描写的是一个发生于动物界的权术之争故事，阴谋、欺诈、拉帮结派、流血暗杀……所有能在人身上找到、因权力欲望而起的纷争，都从阿纳姆的猿群中找到了端倪，关于争端阶段性后果的评价，德瓦尔甚至煞有介事地引用了《君主论》中的一段话：“一个依靠贵族的帮助获得最高权位的人要比一个依靠平民的帮助成为君主的人更难保持自己的权位，因为他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帮自以为与他不相上下的人之中，由于这个原因，他既不能随心所欲地操控他们，也不能按己所愿地管理他们。”

    德瓦尔在研究中采用的一些手段也引起了争议，甚至招致女权主义者强烈反对，原因是这个黑猩猩团体原来是由一位雌性“大妈妈”所主导控制，但研究人员引进了三只成熟的雄性黑猩猩，并人为地帮助它们实现了权力更迭：将“大妈妈”和另一只地位较高的雌性从群体中转移了出去，直至其他成员已经习惯了雄黑猩猩的“统领”之后才重新将两只雌性放回来。显然这个做法看上去有违常理，但德瓦尔解释说，野生的黑猩猩团体都是由雄性占据领袖位置的，而雌黑猩猩在统治中，确实无法有效地解决好内部的摩擦冲突。雄黑猩猩对群体的安定确实起到了更大作用，而它们之间的勾心斗角也使得这个故事犹如“三国演义”一般耐人寻味。

    善与恶并行

    有趣的是，尽管看到了不堪，德瓦尔却仍然是一位坚定不移地信奉人类及其他动物天生有着眷顾他者之“移情”(指认同和理解别人的处境、感情和动机)品质的性善论者。《黑猩猩的政治》一书中同样揭示了让人欣慰的事实：某种有着道德起源意义的公平诉求也出现在了这些人类亲戚的行为中。

    1981年，他接受威斯康星灵长类研究中心的邀请去往美国，后又加入了亚特兰大耶基斯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工作，研究黑猩猩以及倭黑猩猩。1989年以《灵长类维和》(Peacemaking among Primates)获得了“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在这本书中，作者着力探讨的是灵长类如何解决冲突的办法。这一出动物戏剧的舞台聚光更多打给了倭黑猩猩—— 直至20世纪才被发现的人类近亲，生活在刚果河岸的茂密森林中，由于看起来很像黑猩猩，最初并没有被归入另一个物种。但科学家经过长期观察发现，它们的习性和残暴的黑猩猩完全不同。这是一个由雌性来决定社会等级的物种，而且会持续不断地通过性接触来达到与其他成员的交流，无论性别和年龄。它们可以用任何能想象到的姿势性交，并且突破了只为生殖而进行性交的限制，当其他物种还只是把性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类别的行为时，倭黑猩猩已经将其视作社会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让它成为良好的“社交润滑剂”，比如有人发现两只雄性倭猩猩在进食前如果互相摩擦过生殖器的话，那么就不会发生争抢。黑猩猩是通过巡视领地、发动进攻来划分群体界限的，而倭黑猩猩则采取一种以性接触和互相整理修饰为主的方式来维持种群内的和谐。虽然黑猩猩同样也非常热衷于性，但德瓦尔一语中的地指出：黑猩猩是通过权力之争来解决性方面的争夺，而倭黑猩猩是用性的方式来解决权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