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曾经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然后我们就断章取义地理解为奥威尔的写作就是一种为政治的写作。事实上当《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仅仅被看作反对极权主义的小册子而大肆畅销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这种误读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承认以上两部作品的优秀不是基于它文学方面的特质，而是为它社会学般的想象力以及预言的准确性所倾倒。我们记住了奥威尔，是因为他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我们遗忘了布莱尔（奥威尔的本名），就如同遗忘了《巴黎伦敦落魄记》和《向加泰隆尼亚致敬》。在“政治”与“作家”之间，我们眼中只看到了政治上激进的一面。

　　也许我们该把奥威尔的原话抄录在此，“我是一个政治作家——对政治和作家这两个词是同样着重的”。如何重新定义“政治作家”呢？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说他一生中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让大家来听我说话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一本书的，甚至不会写一篇杂志长文”。通常而言，作家的思想与写作都无法脱离时代，他们都是以思考自己那混乱的时代所处的具体情况来开始他们的思考与写作的。对于奥威尔来说，一种对极权主义的邪恶的强烈体验会促使他思考所具有的具体含义，然后用一种文学形式巧妙地书写出来，这就是他的政治写作。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书中，虽然所选编的文字均为散文性质，但是文章的编排上恰好巧妙契合了奥威尔政治作家的身份。从《如此快乐的童年》这篇早年的具有自传性质的早年回忆性文章到《〈动物农庄〉乌克兰文版序》主要侧重了政治性的书写；后半部分从《为小说辩护开始》到《手稿笔记摘录》则主要侧重了对写作本身的倾注。这是个有些奇特的编排，至少从阅读经验上能强烈地感觉到其中荒诞的分裂。事实上，当我还沉浸在奥威尔遭受侮辱和损害、歧视与白眼的悲惨童年经历中的时候；当我还没有从西班牙内战中的惨烈硝烟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当我还在为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的经历唏嘘不已的时候，当我还在为那些围观者无动于衷地观看绞杀犯人感到悲哀的时候，我实在无法从这些震惊体验中马上过渡到接下来的谈论书店和书、文学与写作、政治与英语这些具有形而上意味的话题。这种对比无疑是一种辛辣而直接的讽喻：作为政治的话题太沉重了，而作为写作本身的话题又显得太轻逸了。明明是无法糅合的两种极端的经验，但是在奥威尔身上却能奇特而微妙地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