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是残忍的季节，如果阅读也有黄历，宜读史。余世存《非常道》存有一处细节：一位老师请学生举出一次人生最伤心的经历，半天无人应答，后来一个女生站起来，慢慢地说：“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对此我亦有同感，但我之伤心，不是因为近代中国备受凌辱，而是因为近代史惨不忍睹。至少我所读过的近代史课本，无一字没有问题。有人主张反过来读，“反着读”或许比“正着读”更接近史实，但这种颠之倒之的思维，正是我所力图避免的。所以，要想接近历史没有捷径，只有尽可能地多看资料。

　　1950年代，中华书局曾经出版“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后来纳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近代史一般从1840到1949年，清代则是到1911年为止，这种调整意味着1911到1949年的史料笔记被排除在出版之外，究竟“是何居心”，不敢妄加揣测。后来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民国史料笔记资料丛刊”，近日中华书局又决定恢复出版“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两套书中有重复选题，比如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但只是个别现象。从已出书目来看，这套“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有众多关于北洋政府的记载。20世纪最无争议的阶段大概就是北洋时期，国共均极尽批判之能事，此套丛刊也有相当一部分以国民政府的立场观看北洋政府，所以并无新鲜之感。从我所接触的资料来看，北洋时期固然不是黄金时代，却也不应众口烁金、积毁销骨。自1966年至1987年，台湾文海出版社曾经约请沈云龙先生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历时21年，共计870种、1181册，不知这套丛刊能否陆续或者选其精要引入大陆？

　　从理论上说，阅读研究著作要比阅读原始资料节省时间，因为研究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辨析资料。但从现状来看，很多研究著作不但难以明辨是非，还成为烟雾弹，增加了读者接近事实的难度。杨奎松先生的著作不在此列，《开卷有疑》是一本文集，基本每篇评述一本同行的专著，堪称专业书评的范本。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他对一些史实的辩证，比如《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可以用“精密”两字形容。杨奎松还在前言中提到茅海建险些因为《天朝的崩溃》当不成教授，由此也可看出当下学术生态到了怎样一种地步，研究著作不如原始资料也就不奇怪了。

　　1993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唐小兵先生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对20世纪中国文学名作进行重新解读，它与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等冲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既有范式。可惜14年后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大陆，由于其中很多文章已为大陆学界所熟知，现在这本书更多的是文献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现在出版“增补本”，还不如保持历史原貌。近年来，年青一代的中坚力量几乎都把兴趣投射到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文学非但不再是首选，甚至有被忽略不计的趋势。一行的《词的伦理》收入了他的诗学批评文章，作者出生于1979年，但这本书放在任何一个年龄段作者的著作中，都不会逊色。这位在诗学上极富才情的作者，似乎也兴趣转移，不知道这是作者的遗憾，还是文学研究的遗憾。

　　江苏人民出版社近年来着力引进奥威尔，先后出版《巴黎伦敦落魄记》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上海译文出版社又推出多卷本奥威尔系列，先期出版的是《我为什么要写作》和《英国式谋杀的衰落》，两本书装帧得非常舒服，可惜我已经有一卷本《奥威尔文集》，重复部分太多，译者又都是董乐山，如果再买，就完全是买椟还珠了。从书目来看，还有一些此前尚未引进的奥威尔著作，比如《缅甸岁月》。这本书和黄仁宇的《缅北之战》都姓“缅”，很容易混淆，而且二者都是作者出道之前的作品，读者以骨灰级粉丝为适，对于试图初步了解者不是首选。近年来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了不少再版工作，比如刘炳善先生翻译的《伦敦的叫卖声》和《伊利亚随笔选》此前就由三联书店推出，最近推出的王道乾先生翻译的《驳圣伯夫》此前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样的选本，同样的译者，不以内容取胜，而以装帧见长，这也说明部分读者对书籍的需求从“温饱”进入“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