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传世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不但是最著名的反极权小说的作者，还是著名的英语文体家、散文家以及头脑清醒、目光犀利的文学评论家。日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与《英国式谋杀的衰落》两本随笔。《我为什么要写作》选入作者《如此欢乐童年》等著名忆旧、纪实作品以及《我为什么要写作》、《政治与英语》等著名论文，《英国式谋杀的衰落》以谈文论艺为主，收入《狄更斯》、《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等名文，这些随笔从另一方面体现出了身为文学评论家的奥威尔的丰采。

　　访谈嘉宾：冯涛（《我为什么要写作》、《英国式谋杀的衰落》两书的责任编辑）

　　随笔是政治小说的姐妹篇

　　信息时报：在读者传统阅读的印象中，奥威尔最著名的作品并不是回忆散文与文学评论，而是政治小说《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年》。不过，译文社却选择出版了奥威尔的回忆散文与文学评论《我为什么要写作》、《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请谈谈，这两部作品在奥威尔的创作上处于怎样的位置？ 

　　冯涛：《我为什么要写作》、《英国式谋杀的衰落》是选自《奥威尔文集》中的篇章，我觉得奥威尔的这些随笔与评论并不亚于《一九八四年》和《动物农庄》，它们可以看着是政治小说《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年》的姊妹篇，虽然两者的手法各不相同，但主题却是大致相似的。 

　　《我为什么要写作》是以奥威尔亲身经历为题材的自传性随笔，从童年到早年的自我放逐，再到人生的成熟期。我觉得开篇的《如此欢乐的童年》是非常值得关注和阅读的作品，文中纪录到了奥威尔自己在圣塞浦里安寄读学校读书的童年经历。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虽然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但却也有很多让他害怕的经历，比如他因为尿床被鞭打，因为衣服和行囊寒酸而受羞辱，常常吃不饱等等，他说这是一种不容易说清楚的更深的悲痛一种凄凉的无助的感觉，一种不仅给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而且给锁在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的规则实际上是我所无法照办的。 

　　弗洛伊德说，童年的经历里决定人一辈子的心理情节。写出了极权主义作品的奥威尔，虽然并没有在极权主义国家呆过，但因为早年寄宿学校的经历和遭遇，那种亲历的被压迫感，被监视感却影响了他的创作，这种影响在其小说《一九八四年》和《动物农庄》中得到了很完美的体现。 

　　另外，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书中有一些直指极权主义的作品，比如《文学和极权主义》等，而《英国式谋杀的衰落》则以谈文论文艺为主，收入了《狄更斯》、《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等名文，比较全面地体现了身为文学评论家的奥威尔的丰采。

　　写作的四种动机

　　信息时报：相对《一九八四年》和《动物农庄》的咄咄逼人来说，随笔《我为什么要写作》、《英国式谋杀的衰落》似乎比起小说的咄咄逼人来说，更拥有一种随意和亲切。 

　　冯涛：奥威尔说暂不论谋生需要，他认为写作有四种最重要的动机，至少对于非诗歌写作而言是如此。这些动机在每位作家身上存在的程度不同，根据他生活的外界环境，所占比例也会时时变动。它们是：写作有四种最重要的动机有四种动机，一是纯粹的个人主义，二是美学热情，三是历史冲动，四是政治目的。 

　　不论是写小说还是随笔，奥威尔的目光都非常敏锐。在奥威尔一系列以亲身经历为题材的《我为什么要写作》散文中，无论是在殖民时期缅甸警察部队中充当一名处境尴尬、内心矛盾的小角色，还是怀着满腔热情自愿到西班牙为正义而战，却发现每天的生活就像在监狱里一样肮脏和有失尊严。他憎恨为之服务的帝国，但同时他对当地人也充满着由于日常生活的冲突所带来的厌恶。在缅甸，他的工作是参与对缅甸人的绞刑。他做了他必须做的事，然后为“已经做完而感到松了一口气”；在西班牙前线，他没有向开枪伏击的对象开枪，因为那个法西斯分子当时正狼狈地提着裤子……奥威尔的诉说，让人仿佛是在听一个年老的亲戚在绘声绘色地讲叙自己的故事，轻而易举地就能感受到主人公的体温和呼吸。而《英国式谋杀的衰落》除了谈文论，还谈到了英国的一些美食等， 

　　相对而言，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年》和《动物农庄》更多的是出于第三与第四种动机的结合，而他的散文则可能更趋向于是第一与第二种的混合。

　　一代冷峻的良心

　　信息时报：有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以批判极权社会盛名的奥威尔，在当今社会已经有些过时了。你对这种观点是怎样看的？ 

　　冯涛：我个人决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奥威尔已被不同的利益集团贴上了不知多少标签：预言家、俗世间的圣人、左派典范、自由主义者的楷模、最早的新保守主义者乃至潜在的极端保守者等等，他的代表作《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在冷战时期拍成影片后也沦为冷战的宣传工具。但如此种种都只是在借奥威尔说事儿，都不能代表真正的奥威尔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