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个人很认同说他是“一代冷峻的良心”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作家。也只有在这种“良心”和“人道”的驱使观照下，他才“想像”出《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这种反人道的极权社会的梦魇一样的图景，并深入地剖析其形成过程及本质。不幸的是，他的“想像”正是曾经而且仍将不断重演的事实：无论是纳粹极权还是任何一种旗号下的极权专制，都能在这个照妖镜中现出原形。因此，只要反人性的极权专制的阴影一天不从世界上完全清除，奥威尔就永远不会过时。 

　　《我为什么要写作》一书里收入了奥威尔《文学与极权主义》一文，文章的最后说“不论是谁，只要重视文学的价值的，只要能看到文学在人类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中心作用的，就一定也会看到抵抗极权主义的生死攸关的必要性，不论这种极权主义是从内部还是外部强加于我们。”——这段话非常精当地概括了奥威尔作品有必要存在的社会意义。

　　■作家

　　承担苦难的抗议者

　　乔治·奥威尔，本名埃里克·布莱尔，是英国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名的英语文体家。

　　1903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中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20世纪30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派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工作。1950年，死于缠绵数年的肺病，年仅47岁。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读者心惊肉跳。他将悲喜剧融为一体，使作品具有极大的张力。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在于，并非仅仅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与事，而是直接揭露语言的堕落。在奥威尔眼里，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蛊惑民心的艺术。他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反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