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下里，传播学思想怪杰麦克卢汉对奥威尔曾有激烈得出奇的贬斥。他在1951年1月写给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的信中说:“……乔治·奥威尔之类的笨蛋有一个问题，他们讥讽50年前发生的事情，把它当作对未来的威胁！”1970年6月给其助手及友人J.G.基奥的信又说:“我一直认为，奥威尔是彻头彻尾的傻瓜，在所有问题上他都缺乏感知和理解。他评论的政坛是老掉牙的事情。”

　　在《麦克林》杂志1977年的访谈录中，麦克卢汉的批评总算温和了许多:“《一九八四》根本就不是预言，它是怀旧，怀念1934年。一切乌托邦都是后视镜……是‘新预言家’，老天知道是《时代》杂志。奥威尔把那些事情推向紧张的氛围之中，然后说这就是未来。”

　　麦克卢汉批评奥威尔将过去时当作将来时，将回忆录当作启示录，实为无的放矢。因为在本质上，《1984》本来就不是真正的预言。

　　奥威尔1949年6月在回复工人F.A.亨生的信中谈及《1984》:“我最近出版的这部小说并不是要攻击社会主义或者英国工党(我还是工党的一个支持者)，而是为了揭露由经济集中而导致的集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带来的堕落。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还相信，集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集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我把故事发生的场景放在英国，是为了强调说英语的人种并不是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好，假如不向集权主义宣战的话，集权主义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取得胜利。”他并不认为“1984”必将出现。对于麦克卢汉的责难，奥威尔在此，已经漂亮地预先作了答辩。

　　将《1984》的年代定在1984，并非刻意而为，只是将写作时的“1948”颠倒为“1984”而已。《1984》绝非一个准确的预告，而是一个响亮的警告——奥威尔显然并不真的以为，他的英格兰到1984年就会沦为极权主义，他只是大声疾呼:极权主义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产生。换句话说，《1984》并非关于未来英国的预言，而是关于当代世界的危言；与其将它当作将来时的幻想小说，不如将它视为现在时的批判小说。将《1984》当成认真的政治预测，那才是笨蛋。

　　其实，早在战时的1941年，奥威尔已在《文学与极权主义》的广播中表示:“……自由资本主义显然已快到了尽头，因此，我很可能似乎在说思想自由也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完蛋了。但是我不相信会这样，我在最后要简单地说，我相信文学能生存下去的希望在那些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非黩武的国家，西欧和美洲各国，印度和中国。我相信——也许这不过是虔诚的希望——虽然集体化的经济一定会出现，但这些国家会知道如何发展一种不是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在经济个人主义消失以后，思想自由仍能维持下去。”哈耶克相信，计划经济是“到奴役之路”；相比之下，奥威尔倒比哈耶克更乐观些，他觉得“集体化的经济”未必会消灭思想自由。奥威尔想像的未来，实际上并没有《1984》那么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