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兵（安徽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你说在小说创作中，不会想到价值的判断，但是你在做人物的刻画的时候会有，你不想做这样的判断，是不是在调和这样的矛盾？从而实现的理想就是——世界公平，我感觉世界公平是中国古代大同世界的关系，刚刚你也说过，这种文化的身份正好是存在差异中，世界问题把这种差异抹掉之后，这种身份是否不存在了呢？

    帕慕克：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尤其你用的那个“调和”的词我是很赞同的。
    是的。我并不赞同我们忽视其他文化，我并不想在作品里，把这种文化间的冲突戏剧化、扩大化。
    我的态度是比较自由的，我认为每个人应该有自由去选择他所喜欢的文化身份，而不是通过一种什么方式把一种文化身份强加在身上。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用理论的方式去解决文化的问题，或者说我们通过理论的模式去进行这种文化方面的判断的话，会产生很多问题。当我说我们可以成为世界公民的时候，我并不是在进行政治的宣传。在我们作为世界公民的时候，我们要忘记我们的民族身份，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以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来提醒自己，也提醒在座的每一位：文化身份的问题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负担，不应该成为道义上的负担，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不是一个有着政治动机的人，我是一个作家，我也不是乌托邦派。

    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

    谈峥（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刚刚你说，你的写作融合了传统和西方的现代因素。我想问，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有哪些是从传统的叙述中采取的？有哪些是西方的技巧？你对哪些文学流派特别感兴趣呢？

    帕慕克：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的形式，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以相同的方式，在进行这样的小说的创作。土耳其人在小说艺术方面并不擅长，我们是一个后来者。我的小说中，有一些传统的故事，但叙事方式并不传统。
    小说是这样一种机制，通过讲述的故事能够达到一种特别的效果，我们会用一些传统的材料来进行小说的创作。但小说是以特别的方式来讲述故事的。土耳其在传统方面，有非常丰富的传统，但在小说创作方面，贡献却不是很多。

    谈峥：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小说叙事传统，但对当前世界小说发展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我们有很多非常珍视的古代小说作品，但它们在被翻译后，往往变得索然无味。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帕慕克：我觉得我在跟一个土耳其的知识分子谈话。在过去的30年间，我们一直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以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回答这样的问题是成问题的，这样的问题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我们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关于翻译，关于我们没有处在中心，以及包括出版、发行时一些错误的问题等等。我们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但在国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都想加入到一个共同体，同时也需要这样一种艺术家，在他们的内心中有一些魔鬼，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没有单一的答案。
    在我所来自的社会，这种艺术家，并没有很大的空间。这些人被期待着成为教师，他们要代表或者说反映社会的责任感，他们没有很大的空间去生存。

    郑体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学院教授）：近几年中国吹来两股土耳其旋风，上一届世界杯土耳其足球淋漓尽致的发挥让中国球迷迷狂。第二场旋风应该是帕慕克的到来。我想提两个问题，一是你在开场白中讲的，你在写作中探索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民族的人这个文化身份问题的时候，找到了快乐和喜悦，那探索这种文化身份给没有给作为个体的你和整个土耳其民族的人民带来困难？
    第二个问题是异国文学的现代化，往往免不了外国文学的参与，这几乎是一个普遍规律，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哪国文学起了重要的作用？

    帕慕克：你问到我遇到的麻烦，实质上在我所遇到的作家中还没有一个人说他们在写作生涯中没有遇到过任何麻烦。所有的作家都会抱怨别人不理解他们。有时我也会讲那样的话，但事实上我仍然是一个很快乐、很幸福的作家。
    当然我最近也有一些政治上的麻烦，但跟前几代的土耳其作家比，他们遭受到很大的迫害乃至坐牢，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了。我也很高兴我的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关注，这种关注也使得我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在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这个阶段，对土耳其人来说，他们的文化楷模是法国。在此之前500年是波斯，现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今天可能是英国或者说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