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化先生对文化出版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远不止上述三个大项目。就拿我们集团来说，我们先后完成的《续修四库全书》、《中华要籍集释》、《陈W集》、《海外汉学丛书》、《申报》与《申报索引》、“熊十力作品系列”等一批有重大文化积累价值的出版工程也都凝聚着元化先生的智慧和心血。更使我们自豪的是，元化先生的著述有30余种由我们出版。像奠定他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重要地位的《文心雕龙创作论》，首先就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来又修订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反映他作为思想家成就的《思辨短简》，最早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开启了后来《思辨发微》《思辨随笔》《思辨录》《沉思与反思》等思辨系列，大多也交由我们出版；近年来，像《清园谈戏录》《读莎士比亚》这些文化评论作品也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讲，文化自觉的形成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文化自觉本身有一个复杂而又艰辛的过程，而且在于它赖以成长的外部环境在现阶段还不尽成熟。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麦克尔·波特在“各国的竞争优势”一文中曾经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动力及特征有过精彩的描述。他把经济发展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要素驱动阶段”，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廉价的资源，如劳动力、土地、矿产等；第二阶段为“投资驱动阶段”，这是以大规模投资和巨大规模生产为主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为“创新驱动阶段”，这是以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带来的利润为特征的发展阶段；第四阶段为“财富驱动阶段”，这一阶段，由于人们对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非生产性活动（艺术、体育、音乐、保健、旅游等）的需求大大增加，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性投资和生产活动的衰退以及以前积累的国民财富的消耗，成为其基本特征。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后两个阶段才会产生对高雅文化以及高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市场需求；而中国目前正处在前两个阶段，又经历着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巨大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对高雅文化和学术研究等非生产性活动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市场对文化的需求主要局限在通俗和流行的层次上；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的转换导致一些传统价值观念的破灭，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为文化在低层次上运作创造了新的机会。这两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便导致中国文化工作者中一部分人难免缺乏文化的责任和自觉。 

　　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看，在通俗和流行的层面作一些出版文化工作，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这无疑也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的文化出版工作者仅仅顺从于市场“短视”的本性，不从长远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文化建设和文化自觉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全人类的重要性，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元化先生对当今文化的悲痛和忧虑是值得我们认真重视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界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起一直延续至今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在市场经济的面前，文化界应该有对文化的自觉，对真理的担当，对人类前途的关心。在这方面元化先生想得更远，2001年，他曾经说过：“这些信念和追求并不只是一些光秃秃的冲动与形式化的口号，而是有内容的、考虑后果的、负责任的。” 

　　“斯文有传，学者有师”。王元化先生的文化自觉精神值得我们纪念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