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写作《顾准传》的因缘，通过知名学者、顾准胞弟陈敏之先生介绍，我认识了顾准的许多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如骆耕漠、徐雪寒、吴敬琏、赵人伟、董辅礽等，元化先生也在其中。在与这些老同志接触过程中，我了解到许多顾准生前身后的感人往事。

    在上海“孤岛”时期，元化先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接受中共上海文委领导，当时的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副书记，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吸取地下党文委的奶汁长大的。”

    通过多年的研究，我觉得，最能引起思想界重视的是那些曾被打压的学者，因为这些学者顶着巨大的压力，积极进行学术探索，对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做出了独特贡献，他们是思想界的普罗米修斯，从历史、从异域取思想火种给中国。顾准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在这方面，王元化先生对顾准的解读撩人肺腑。他在评述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直呈:“我要说这是我近年来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顾准为获得这些思想学术成果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正是这样的代价使他成为先觉者，登上当代思想学术巅峰。

    对此，王元化语气沉重地说，顾准“这个在困难中迎着压力而不屈服的硬汉子，却具有一副富于人性的柔肠。像他这样一个珍视家庭亲情的人，一旦因为说出了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而且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也不是由于妻子儿女的过错，却必须去承受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酷刑!它比肉体上的痛苦和折磨更为可怕”。

    我在进行顾准研究时，曾经多次向先生请教，印象中元化先生对顾准的感情笃厚，推动了国内思想界对于顾准研究的深入。在我与王元化先生接触当中，感到他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底色，正直善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的关于顾准的系列作品，如《顾准传》、《顾准的最后25年》等，送给元化先生过目，都谬承夸奖，这是他对我的鼓励。直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当元化先生拿到拙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一书时，脸上露出欣喜神色，对我说，你编的这本书很好。当时拙编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野百合花丛书》当中，在此之前，元化先生已经看过同一丛书中的胡风等人的著作。元化先生认为，《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通过顾准小传、顾准文论、顾准日记三个部分概括了顾准追求真理、尊重事实却充满坎坷与磨难的一生，他超前的忧患意识、高尚的品质和道德情操，以及最具冲破教条主义、反对个人迷信的内心力量，集中代表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精华。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却对普及顾准思想很有裨益。

    元化先生还十分关心拙作《顾准评传》和拙编《顾准再思录》、《顾准文集(增订本)》的出版，亲笔题写了书名。他还不顾年迈体弱，援笔书赠了一款条幅，内容是:“顾准对于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出现，都作了思索，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王元化先生的题辞，用力遒劲，内容深邃，既是对顾准精神的崇高评价，也是对我自己工作的莫大支持。

    元化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起一件事，在他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期间，由于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反思“文革”的随笔，惹得领导很恼火，认为巴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准备把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拿下。该领导找到上海市委领导，要求让另外一个人当作协主席。市委领导找到王元化，王元化说，巴金当作协主席没有问题，我认为不该拿。就这样，巴金没有被撤。

    元化先生之力挺巴金，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凛然之气。元化先生酷爱京剧，在京剧老生戏中，他最爱看的是《伍子胥》。他认为伍子胥那个时代的人，都有一种重然诺轻生死的侠义气气概。

    正因如此，王元化才敢于抨击“长期以来，我们只喜爱豪言壮语，只追求宏伟目标和乌托邦理想，至于为实现这些理想和目标，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老百姓要付多少代价，都可以在所不惜。这是一种只讲意图伦理的政治。但是，政治家更重要的还必须讲责任伦理”。

    从1991年开始，巴金陆续向上海档案馆捐献他本人的档案资料，累计已达2282件，其中有《致波列伏依的信》、《随想录》、《创作回忆录》等文的手稿，有他旅法时的护照、身份证和各个时期的照片，还有他当选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证书以及他的一部分重要著作等。元化先生从1993年以来，不仅将自己阅读马克思、黑格尔等人著作的读书笔记和个人的历史照片、录音、录像等资料捐赠市档案馆，还捐赠了大量文化名人信函、读书笔记和照片等，其中有钱学森、赵朴初、匡亚明、吴祖光、于光远、夏衍等的信件3133封，其他档案资料188件。对此上海市档案馆2000年9月向巴金、元化先生颁发档案收藏证书，以鼓励和褒扬他们慷慨捐赠个人珍贵档案资料，关心和支持国家档案馆事业的无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