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上海的作家、学者逐步提供某些创作及研究工作的条件，以推动和促进上海文学事业发展，1991年2月21日，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应运而生。这一基金会是由巴金和于伶、王元化共同发起创建，并由巴金亲自担任会长，于伶、王元化担任副会长。

    巴金在日本获得的“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200万日元是基金会得到的第一批捐款。巴金因身体不允，没有出席基金会成立仪式，委托王元化先生发言。元化先生说:“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文明、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要完成这个目标，文化事业是不可缺少的。基金会的成立，不是为了粉饰门面，而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繁荣和发展，为一些作家.学者提供某些创作及研究工作的条件，为培育一代又一代文学新人。”诚如元化先生代表巴金所言，多年来，基金会为文化的发展做着力所能及的奉献。

    我因为写作传记，需要积累素材、丰富史料，得便时就陪元化先生聊聊天，听他讲讲传奇般的人生经历。

    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是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王元化先生受命组建了新文艺出版社并出任总编辑兼副社长。由于社长刘雪苇兼任华东文化局局长，所以出版社的日常工作由元化先生负责。

    有一次，与元化先生谈到当下十分热门的“红色经典”话题，这下打开了先生的话匣子。当然，先生对“红色经典”是持保留意见的，不过却谈笑风生地说起自己与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渊源。

    《铁道游击队》的问世，元化先生功不可没。《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是工人出身的作家，1941年夏天，在山东滨海根据地召开了山东战斗英模大会，铁道游击队的那些传奇英雄和惊心动魄的战斗给刘知侠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决心以此写本书。经过多年实地采访，他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山东文联请了一年长假集中精力写《铁道游击队》。

    作品完成后交给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却引起两种不同看法。有人说，这不是文艺作品，只是堆积了一些战争素材。另一种观点却说，这是一部好作品，应该立即出版。作为出版社总编辑，元化先生对充满时代气息的《铁道游击队》青眼有加，促成了作品的出版。

    在元化先生看来，这部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作者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铁道游击队，他们战斗在敌人据点林立、重兵据守的铁路线上，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让人读得津津有味……

    刘知侠对铁道游击队太了解和熟悉了，所以在表现他们的斗争事迹时就面临着艺术上的选择和取舍。有着敏锐艺术感觉的元化先生多次与刘知侠交流，探讨作品的修改。谈到写作的表现力问题，他打比方说，写作要讲究技巧，木工还有粗细活之分，把人物写活了，作品就成功了。

    元化先生还给《铁道游击队》落实了责任编辑，请刘金(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文学报》总编辑)担任。后来通过加工处理，过于繁琐的重复的人物和战斗情节有的被删去有的被合并，有的也有所加强。就这样，《铁道游击队》于1954年元月出版，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新书上柜不久便告罄，当年即再版。

    《铁道游击队》使刘知侠一举成名，作品后被译成多国文字版并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为此，刘知侠对元化先生一直存有敬意。

    复旦大学已故教授章培恒先生与王元化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同行，两人友谊深厚，王元化一直关心作为晚辈的章培恒。

    记得有次我与元化先生一起吃饭，饭桌上谈起我在复旦读书时的老师章培恒，元化先生说起了当年他们率团出访日本情形，他一再劝嗜酒的章先生少喝点酒，要注意自己身体……后来，我把元化先生说的事情告诉了章先生。尽管时过境迁，章先生仍然很感动，有些哽咽，“自从我患病以后，元化先生就一直施以援手。记得有一年中秋节，他住在衡山饭店，我去看他，寒暄谈完事情，由于时间还早，他叫我再坐会儿，说等一下，市委龚学平同志也要来，一起见见他。我一向怕与领导打交道，既然元化先生说了，那我就等等吧。龚学平同志来看元化先生后，元化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他，并提出让龚学平同志过问我的病情。后来，我虽然并没有去麻烦他们，但对他们的关怀，我总是心存感激的……”

    在我印象中，元化先生特别推崇“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原则，他的学问让人敬重。元化先生通常总能就某个话题发表独特见解，他是个“通人”，读书多、勤思考、交际广、信息灵……所有这些，促使先生成为能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处瞻望未来的思想家。每次到他家，我总会看到先生不是在与人谈话就是伏案读书。即使在晚年视力非常不好的情况下，元化先生还是手不释卷，《吴宓日记》的续编一经出版，马上就出现在先生的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