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坐在元化先生身旁听他纵论天下、臧否人物、探究学问，那是何等惬意!有时先生也关心我的学习与工作，并且善意提醒我做学问的诀窍和学会观察社会、如何待人处世等等。有一次，元化先生问起我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我所在的学院要我为学校创始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作传。谈话当中，我请他题写书名，元化先生让我先在字条上写好备用。隔了没几天，我就收到元化先生手书的“潘序伦传”。我把这题字看作是老一辈学人对年轻学者支持与厚爱的象征。

    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日前后，各种媒体相关报道很多。元化先生一直喜欢读鲁迅的作品，撰写不少鲁迅研究的文章，还曾想写一部《鲁迅评传》……《书屋》杂志的资深编辑刘文华先生给我打电话，让我请对鲁迅素有研究的元化先生写篇纪念文章。在以往我与元化先生的交谈中，每每可以听到老人家对鲁迅先生的评价，元化先生告诉我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8日，日军开进北平。驻城军要撤走，到处是准备逃难的人群。他家也要走了，听说日军要抓知识分子，书籍和钢笔只得扔下，可是他不舍得那一幅自己画的鲁迅像和两册《海上述林》，就瞒着家人塞入箱中。

    年龄不饶人，当时元化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体弱多病，读写俱难。我与先生商量的结果，由我将先生过去所写有关鲁迅诸篇摘其精要汇编成《王元化谈鲁迅》，经过先生审定，刊登在《书屋》2006年第9期上。能在先生的耳提面命下做这项工作，我觉得很有收益。

    有一年，我在研读元化先生著作后撰写了《反思·理性·进步——王元化先生的反思理论与实践》一文。先生起先很谦虚，不愿我写，后来在我的要求下对拙文做了修改，发表在《书屋》杂志上。文章开宗明义:“在我心目中，王元化先生不啻中国读书人的良心，是中国知识界继续走‘五四’道路、追求民主与进步一面旗帜。”我认为，元化先生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已成为一位显示了“反思”力量的标志性文化人物，或是一种富有感召力的精神存在。

    我在文中着重介绍了元化先生反思的重点——对“五四”的再认识。他认为，“五四”精神体现于个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正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他指出，“‘五四’并非是过去人们所想像的美丽乌托邦，它同时也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姑且不论元化先生的反思是否最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我们至少从中看到了他探求真理的执着追求。这种反思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曾经有段时间，在上海教育出版社资深编辑刘景琳先生的鼓动和撮合下，我为元化先生做回忆录，由他口述，我来整理。我认为兹事体大，当从长计议。在景琳的安排下，元化先生接受我为此作了数次访谈。可惜后来由于元化先生的太太张可女士溘然长逝，对先生精神打击很大，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口述的事情便停顿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每每在求教中，元化先生渊博的学识和清晰的思维令我难忘。我惊叹元化先生的超凡记忆而问其缘故，元化先生说，他的记忆力这么好可能得益于母亲，她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对一些元曲却能一字不错地背诵。他小时候经常听母亲给他讲述历史故事，所以即使在先生晚年，他对经历的人和事仍然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