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医科大学原校长、中国医师学会副会长王德炳，长期从事临床工作，他认为，这样的会议医学界人士应该多参加，因为这对于医学发展太重要了。他说：“疾病的发病机制、病因和人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此书是典型的跨学科巨著。如果我们的医学还停留在实验室、分子医学，我们对人类就无法作出更大贡献，因为关键还是要预防疾病，预防疾病本身还要从人群开始。我是搞血液病的，比如白血病，它是一种严重的恶性肿瘤，但是医学上对于它在流行病学上、人群上的研究很少，只是如何治疗、化疗、骨髓移植，但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肝炎、心血管疾病都是从预防开始，所以我想白血病的流行病学研究非常重要。这本书参与编著的有医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医学本身就是交叉学科、综合学科，包括生物医学、社会科学还有环境医学。”
 
    科学史的趣味
 
    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钝谑称自己是医盲，一度还是病盲。后来疾病认识了自己，自己还不太认识它们。但是对于这本书，他愿意说两句“外行话”。刘钝近来比较关心的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文化转型的关系。西方近代的文明兴起，科学史家谈到很多，从13世纪到17世纪，大事一件接着一件——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对西方社会的震撼、意识形态的冲击很大，但还有一件和医学有关。千禧年的时候，美国某电视台做了一套节目，《人类的千年》，一个世纪一集，共十集。每一集都用一个象征性的题目：12世纪就是“马镫的世纪”，因为蒙古人征服欧洲；15世纪是“罗盘的世纪”，因为航海大发现。14世纪被称为“镰刀的世纪”，因为死神是持镰刀的，当时西方世界暴发了黑死病。这在西方世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刘钝注意到本书不同的作者都提到了黑死病或腺鼠疫，其中一位名叫Ynez Violé O’Neill的撰稿人提到：“1331年，内战和鼠疫袭击了中国河北……1346年鼠疫传播到克里米亚，热那亚商人受到了蒙古军队的攻击。攻击者中鼠疫流行，撤退前他们把病死者的尸体弹射入城墙内从而使被围困在城内的人们也感染了鼠疫。”因此，经过城内出逃的人传播，瘟疫席卷欧洲。这当然是一种无形的西方中心主义——反正坏事是别人带来的。刘钝比较欣赏O’Neill的一个观点：黑死病给欧洲带来了关键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变化。O’Neill说，公共卫生意识显著提高，原来没有的市民社会意识逐渐形成，这正是文艺复兴所需要的。社会公共卫生设施得以建立，之前的欧洲宫廷里贵妇上厕所都是用大裙子一围就解决，整个凡尔赛宫都是臭烘烘的，瘟疫很容易流行。黑死病让欧洲死掉2000万人，一战欧洲军民一共死了2100万人。大量的死亡对文艺的影响也很大，恐惧无形中演变为一种崇拜，对阿奎那哲学产生了怀疑，产生了“唯命论”。O’Neill认为，之前的文化掌握在懂拉丁文的人手里，后来死掉了大量学者，拉丁语不再是唯一的语言，各种书籍开始用各国自己的语言书写，为文化、科学的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就医学本身而言，外科医生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超过了内科医生，因为内科医生很多都逃掉了，外科医生却英勇地切、烙鼠疫肿胀。
 
    中国医学史需要世界的关注
 
    刘钝说，虽然作者很谦虚地说，“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也许由于自身的学养、语言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西方的成分重一些。但令人欣慰，比起以前的书，他们把亚洲作为很单独的一部分单列出来，而且请的都是很胜任的作者，比如文树德、梁其姿等等。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全球性的著作，比之前我看到的都要突出。
 
    与刘钝相比，更多的专家还是认为本书对中国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彭瑞骢认为，本书介绍的100多种疾病中，中国的材料很少。编者从来也承认自己是“欧洲中心主义”，想来这书也为推动国内本领域的研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要争取研究上的大国地位，比如对于非洲疾病，我们派出了那么多医疗队，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做得比较积极。然而要改变西方中心的状态，我觉得最匮乏的就是疾病史。
 
    廖育群说，每当提及书中中国的内容太少了，自己会深刻地反省——我们的“表演”不够。中国人的“表演”要是充分的话，外国人在查文献、写作品的时候就会提到“在中国”怎样怎样。现在他不知道，他查不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者中许多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他们对于中国的论述有许多是建设性的。比如文树德在《前中医的医疗保健》一节中说明针灸的来历：“若干线索表明，针灸的诸种起源之一似乎是，易于用象征性的刀和剑戳刺据认为受到外来邪恶力量入侵的罹病和疼痛的身体部位。”这就很简练，他不像我们针灸学教材那种用所谓“科学”的方式进行阐释，那不是古人能想到的。但是令廖育群吃惊的是，全书关于精神病学的论述居然没有东方的观点。“那大概是因为他不知道，其实东方和西方思维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