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州立鲍灵格林大学肯尼思·F·基普尔教授主编的《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由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张大庆教授主持翻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洋洋1000余页，220多万字，可谓鸿篇巨制，气势恢弘，代表了当代医学史与疾病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它的翻译出版，向汉语文化圈的读者展示了一幅人类认识疾病的历史画卷。 

　　1.在《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纵览古今、横贯全球的学术视野中，我们可以认识疾病在历史长河中绵延的轨迹，在地理疆域里扩展的分布。 

　　这部著作用近一半的篇幅讨论了从史前到现代各个历史时段人类主要疾病的演进状态，时间跨度横亘万年；视野及于欧洲、亚洲、非洲、澳洲和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病种涉及从旧石器时代的创伤到当代的艾滋病等人类主要的疾病……包涵的内容十分丰富。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以一定的篇幅，多次介绍中国疾病史的情况。有的内容甚至是国内学术著作都很少提及的，例如介绍了：“东亚中世纪时期最有影响的疾病观的核心——‘三尸’理论。这种理论起源于中国，时间不晚于公元前4世纪早期，到了唐代趋于成熟。”（第49页）“三尸”理论来源于道教思想，在葛洪的《抱朴子·微旨》中有论及，但一般书籍介绍不多，相关文献也很少。这样的史料，《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收录其中，可见其内容详实丰富。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通过对西方和东亚的疾病概念，以及精神病、性异常疾病、心脏相关疾病和癌症等概念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了关于这些概念的不同学术观点、历史形态和地理差异，揭示了人类对“疾病”概念的认知过程。其中，既有作者对史料忠实的记载，也有作者理性思维的火花。 

　　2.将疾病史放在医学地理、疾病生态、社会环境之中予以综合考察，展示了医学的人文社会属性，体现出作者立意高远的写作意图。 

　　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流行是一个复杂事件，大多数疾病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人们必须考虑到影响疾病和健康的社会、环境、生态、政治、经济、宗教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因此，仅仅从生物医学入手研究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途径是远远不够的。在详尽的分析了心脏病的概念、诊断、风险因素、地理差异和研究进展之后，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心脏长期以来一直在范围更广泛的西方文化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心被视作情感之所在，正如‘破碎的心’、‘心的罪行’、‘流血的心’以及‘变心’这些表达方式。心也是力量的源泉，如‘提起精神！’（Take heart！）或者‘你必须振作起来！’（You have got a have heart.）心被比喻为事件或注意力的中心，如‘国家的心脏’或‘问题的核心’。最后，从隐喻上和字面上，心都被视为生命的源泉，它的衰竭被认为既是死亡的原因，又是死亡的标志。”（第87页）作者意图告诉人们：健康和疾病的问题不单是医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因此，跨学科、多视角地研究疾病和健康问题，“将不仅增进我们对医学史的理解，而且将增进我们对整个历史的理解”。（第87页） 

　　在通过不同学科、多维视角综合考察医学的同时，《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的作者十分注意引导读者透过疾病现象审查社会原因。在分析了营养缺乏症致病因素时指出：“营养缺乏症如坏血病和脚气病等的致病因素也已经查清了……营养不良的问题现在主要是政治和经济问题。”（第130页） 

　　3.《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在治学的方法论方面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对史和论的关系的处理，对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医学特有的方法综合运用等方面。 

　　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是认识人类疾病史中蕴涵信息的科学工具。《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在运用科学方法的方面，有着不凡的表现。例如，在研究为什么不同时期产妇死亡率会不同，为什么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的产妇死亡率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等问题的时候，《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运用历史流行病学的方法，分析了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产妇死亡率产生影响的临床、社会、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从而保证了结论的可信和真实。（第189页） 

　　人文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是《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在方法论方面的特点。全书贯穿“疾病生态学”、“疾病地理学”的理念，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考古的方法、地理分析方法、哲学分析方法、人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等等。例如，在论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疾病的时候，作者从“疾病模式”的哲学角度，全面讨论了历史、社会、地理、人文对疾病的影响，真实地还原了疾病不仅是一种生物事件，也是社会事件、历史事件、文化事件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