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历史资料和学术观点（史和论）的关系，是考量史学学术著作水平的关键尺度。《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史论融通，规避了“重史轻论”和“以史带论”这两种学术偏差。《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没有陷入烦琐的考据中，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提出了重要的学术思想，例如对流行甚广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概念提出了质疑。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概念是：健康是躯体、精神和社会幸福的一种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写到：“‘完美’一词立刻使此定义远离了人类的现实王国。何为躯体上的完美状态？何为精神上的完美状态？更糟糕的是，‘社会幸福的完美状态’这一短语负载着各人独特的理解，以至于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得该定义显得即使不是有害的，也是无用的。”（第39页）这样充满启迪意蕴的理论探讨，无疑有益于对“疾病”概念认识的深化。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没有用个别观点剪裁史实，而是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建立在详尽的史料分析之上，在文献参考的质量和数量、时间和空间跨度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如在写作“婴儿与儿童早期的疾病”这个问题的时候，正文篇幅1.5万字，但参考文献多达70多条，时间跨度从1798年到1982年，空间跨度覆盖美、英、澳等诸多国家。（第130页） 

　　4.《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的翻译体现了忠实原作、译文准确的风格。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历史纵深悠远，地域涉及广阔，横跨医学、历史、哲学、人类学、生态学、地理学等众多学科，翻译难度较大。 

　　2000年，张大庆教授主译过《剑桥医学史》（［美］罗伊·波特等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受到广泛好评。由张大庆教授主译的《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体现了他一贯的忠实原作、译文准确的风格。开篇第一部分“导言”的译文，准确精当，流畅自如，紧牵着读者的视线；在“中国医学的历史”和“东亚的疾病观”等章节中，译者都费时查对了中国古代医学的著述名称、疾病名称、专业术语、古代哲学概念，确保了译文的准确、得当。（第20、48页） 

　　5.鸿篇巨制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锦上添花之处，但瑕不掩瑜，《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提供了一幅人类疾病演化的整体图景，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用起来非常便捷的工具书。 

　　该书在著述方面有一些重要史料被遗漏。如作者在研究癌症的病因学的时候，讨论了从希波克拉底一直到20世纪不同的理论（第90页），但是却没有提及1926年丹麦医学家菲比格的旋尾线虫致癌的理论，也没有提及1989年美国科学家瓦尔姆斯和毕晓谱关于逆转录病毒癌基因的细胞起源的发现。这种遗漏是比较遗憾的。 

　　翻译工作还可以更细致一些。如译者在翻译古印度阿输吠陀医学关于维系人体健康的三要素“Vayu”、“Pitta”和“Kapha”（第356页）的时候，原文照录，没有适当的译注，读者很难理解。翻译类似这样的、为读者不熟悉的知识点的时候，如果能够适当提供一些译注是一件颇费功夫的事情，但可以提高译著的学术价值。 

　　总的来说，《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提供了一幅人类疾病演化的整体图景，避免了于某一个时段、某一地域对疾病片段局部认识所带来的缺陷，为把握疾病发展的脉络和演进规律提供了可信的学术资源，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重要的研究参考书；而且，这部著作的检索方式设计周全，也是一部用起来很便捷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