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要去看见某种气氛，这是主体的偏执所导致的无能。但如果说我们可以感受，或者触摸某种气氛，气氛就丧失了整体性，身体也随之分解，意识枢纽不复存在，因为气氛获得了生命，是气氛携带着感觉飞了起来，气氛就是艺术品，艺术品没有主体意识，但却照亮了“人的消亡”这样的坚硬事实。当人们说S/M游戏，是让人释放暴力，福柯认为这样的解释还是人性中心论的，恰恰相反，是S/M让“肉体的自我解体”，如果有器官等级论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的“头部”已经失去了至尊地位，生殖器取代了它。但是，也不是我们脑子里长出的生殖器，因为福柯曾扬言：“勃起已经不流行了”，“有必要用肉体，用肉体的各个要素——它的面积、体积、浓度，创造一种无训诫的性生活”。于是哲学家和同性恋者（主要是S/M），哲学生活与色情生活、精神气质和反常规画上了等号，他把知识检验和挑战自我极限，把“身体决斗”的燃烧弹，扔向了知识话语的现场。

　　将自己当成艺术品呈现出来，福柯思想被行为艺术家们“深刻领会”了，这是在中国本土接受福柯的遗憾事实。迷恋福柯往往会遮蔽了其思想中“金属质地”的一面。蒸发“肉身”不是福柯的本意，气态模糊的肖像也不是思想另类的表现。一旦另类艺术家把自己当成例外，就成了“疯子”的真正出卖者，叛逆也就成了可笑的把戏。因为社会一方面把真正的疯子关起来，同样，另一方面，却容忍模仿疯子的人生活在他们周围。人们需要一种内心倾向的仿真品在其左右，替代品实施着安慰的功能，是人们理性过度后的疯狂表现。但在日常生活领域，行为艺术家被排除在外，他们像日常的赘疣一样，成为某种社会心理的负担，一只无形的意识“疯人船”上，挤满了真正的生活艺术家。而福柯思想，则是搭救和遣散之船，让这些人回到生活的原地，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抵抗和反常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这是中国艺术家、思想界隔着太平洋，再隔着大西洋，无法抵临福柯思想腹地的，遥远得不能再遥远的精神距离。

     斗争的艺术

　　在太平洋彼岸———美国，思想依然在别处，包括福柯传记的作者米勒都承认自己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没有多大兴趣。米勒说：“尼采式哲学总让我感到困惑和愤怒，因为尼采的某些追随者犯有杀人暴行，而我又不能依据他哲学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迄今无人能驳倒）找出消除这种暴行的简便方法。”但为什么要给一位尼采主义者福柯写传呢？米勒的回答是：弄清“过一种深思熟虑的超越善恶的生活”这句话的含义。对一目了然的罪恶和暴行进行清算和批判，尤其针对纳粹主义，已经构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福柯的批判目光更加深邃，在此“超越善恶”并非一种道德迟钝，而是把善恶交织的历史文本当成活化石，运用“历史倒灌”的研究方法，将话语的内部秘密揭示出来。一种针对人自己的“暴烈”，从《疯癫与文明》，到《知识考古学》，再到《规训与惩戒》，最后到《性经验史》，知识、话语和权力的地形图越来越清晰，超越善恶——悬置的前提仿佛重返大地，福柯最后著作《性经验史》第三卷留给世界的声音是“关注自我”，思想从理论问题转变成了生命问题，尽管在尼采那里，这种转变已经发生，但福柯像一名工程师一样，把这种转变真正的故障和深刻的困难描绘出来。所以，面对米勒那样的思想顾虑和犹疑，福柯思想并不能给出直接的答案，而只是指出这样的顾虑和犹疑的生成机制。

　　依然是在美国，1971年福柯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有场著名的对话，一个谈知识本身，谈意识形态怎样内化成人的主体性，人是如何屈从他的观念和知识，另一个恰恰被福柯不幸言中，乔姆斯基口口声声阶级、阶级斗争以及罪恶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怎样实践着不公（乔姆斯基是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者）。乔姆斯基首先认定了不公，然后再来进行话语分析。福柯的回答是：“用公正的字眼来思考社会斗争还不如用社会斗争词汇来关注不公。”福柯比左派们走得更远，把不服从和抵抗绝对化，甚至抛开了政治立场的理性划界。有人的地方就有权力，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政治。福柯将权力的概念从中央政府那里解放出来，权力像货币一样，成为了一种最流通的符号。权力无处不在，控制也无处不在，后现代理论将此推进为“他者”范畴，人们把他者凝视、“观看”权力内化成自己的主体性，身体成了人的第一牢狱，那么抵抗最初的场所也正是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