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福柯，从巴黎到加利福尼亚，身体似乎在别处。晚期大部分时间、福柯都呆在美国，迷恋于他的“身体斗争”。“考验”是宗教里的绝对情景，而福柯则在摧毁真理体系的过程中，去承受“情景真理”。在福柯看来，萨德的色情还在理性控制之内，只不过表现为绝对的理性，如果人们把他当成“性的教习官”，那是他活该；而巴塔耶则把色情看成否定性的耗散力量，这里的色情接受了责任的编排。托克维尔曾说：“普遍的权利会导致审判的不公”，道德与正义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而不是反转过来，为了正义去斗争。身体政治是离人最近的政治、最普遍的政治，在一种身体政治的胚芽里，会长出怎样探寻世界的新方式、新风格呢？美国作家马克·拉里在他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中，曾谈到，“极限体验”作为开启属于自己的道路，也许是种有效的精神训练，但如果认为这可以揭示公共政治世界的秘密的话，那是既危险又荒谬的。本书的最后一句写道：“无怪乎法国人依旧称我们是大孩子”，这最后一句恰恰是对这本书整体思维水平的最好评价。美国人不理解福柯为什么津津乐道于控制型社会——圆形监狱、工厂、医院、学校、家庭、被性化的性生活等等。

　　必须警惕某种固定的话语范式，比如批评家齐泽克对多元主义文化范式的批判，表面上的多元，依然遵循某种过滤的逻辑。齐泽克击碎了受害者话语的某种“自恋情结”——一种被他人凝视目光所建构的抵抗，进而质问道：尊重少数派的斗争逻辑里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他们是濒临灭绝的物种。接受福柯恰恰必须从行为艺术家的“装疯”套路里走出来。在日常生活中，全球化、媒体、消费及大众文化已经联手打造了新的“圆形监狱”，身体，政治，权力，话语的层次、内容、结构和运作机制更加的复杂多变，更加的隐晦。在融入世界与背离世界的双重变奏中，要么是濒临灭绝的物种，要么是丧失自觉意识，左派与右派的出场都显得莽撞而草率。

　　在当今中国思想界，施米特（政治哲学家）热愈燃愈高，而福柯似乎被人淡忘。福柯被理解成“太审美”的虚构文本，因为我们习惯于自上而下去寻找更加宏大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事实上，福柯的权力概念恰恰与施米特的政治概念相印证：权力像一个无穷数。正如福柯所言，它是毛细血管状的事物；施米特则认为，要去无限地划分敌友，才能激活人的政治本性，让施米特感兴趣的是政治的“决断时刻”，这难道不是福柯式的“极限体验”吗？政治或者权力推进到最后，依然是绕不过福柯的范畴——关注自我。

　　1984年6月29日上午，福柯的葬礼在巴黎硝石库医院的一个后院举行，吉尔·德勒兹以低沉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念诵着悼词：

　　……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刻，这是绝对必须知道人们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思考，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观察——如果人们打算继续观察和思考的话。

　　……

　　悼词选自福柯的《性经验史》第二卷的导言，福柯离开的地方———硝石库医院，曾经禁闭过精神病人，这巧合，暗示着一名战士倒在了属于他的阵地上。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