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委是“天亮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学委部署各学校的党支部和党员，利用各种合法条件，逐步建立起全校的班级联谊会、自治会、学生团契等组织，充分发展进步力量。在此基础上，学委于1945年春恢复学协的活动，由杜淑贞负责，从几所大学和中学抽调一批力量组成学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分别联系各学校工作。在各校学员和积极分子带动下，圣约翰、沪江、南洋、启秀等学校先后成立了学协分会，各自在学校里开展迎接天亮的有关活动。一些教会学校的党员、积极分子则分别以各自学校团契的名义，参加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的各项工作，积极开展学生团契的校际联络。学委还以进入社会的党员毕业生为骨干，成立和发展职业青年团体，团结和发动广大职业青年。学委决定进一步扩展交通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工余联谊社的活动，先后举办工业讲座、技术专科夜校等，听众达3000人次，工余社员也发展到250多人。1944年秋，一些教会大学毕业生参照工余联谊社的经验，分别成立教师、商业和工程3个团契，并于1945年7月合并成立了大学校友集谊会。在学委的领导下，校友集谊会通过茶会、讲座等活动，加强宣传教育，团结职业青年，共同迎接天亮的到来。[4]

  学委领导下的宣传工作不拘形式、有声有色，在胜利前夜的大上海产生了很大影响。根据学委的部署和指示，一些学校党支部发动学生成立天亮小组（有的称天亮战斗组或鸡鸣战斗组），写标语、印传单，秘密张贴到大街小巷的墙上、电线杆上。抗战胜利前夕，各组成员还按照各自条件组成各种专业队准备参加斗争，如文学院学生组成宣传队，化工、物理系学生成立爆破队、防爆队，医学院学生成立救护队，等等。有的学校学生以天亮小组成员为骨干，制作欢迎新四军进入上海的横幅，练唱欢迎新四军的歌曲，女学生绣制献给新四军的锦旗和红花。在发动政治宣传活动的同时，学委还针对群众生活困难、失学现象严重的现实，利用社会合法条件，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市校际性救济失学义卖活动。学委通过上层社会关系，由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出面发起，联合《申报》新闻报》两报社共同举办了“救济失学义卖市场”，并向敌伪当局备案取得合法名义。1945年1月20日，《申报》和《新闻报》发布了四团体联合举办救济失学义卖市场、目标募捐1000万元（伪币）的消息，并发出呼吁：“为鼓励自助助人的精神，关于义卖市场的筹募货物、推销代价券及会场服务等事宜，拟请各大中学校同学自己参加，义务协助。”[5]按照学委统一部署，各大中学校党支部迅速行动起来，在前一阶段分散的助学活动基础上，进一步以“自助助人”为口号，发动同学积极参加义卖市场活动。圣约翰、沪江、大同、复旦、交通等大学和启秀、明德、南洋模范等男女中学共40所学校学生都行动起来，分别成立助学运动组织，建立劝募小分队，分头向工厂、商店等征募义卖物品，向家长，亲友推销义卖市场代价券，并自己动手制作服饰、鞋袜、玩具等义卖物品。2月15日至16日，救济失学义卖市场在八仙桥青年会大楼内举行，约有30个学校分别设摊，各种义卖物品琳琅满目，并有学生举办的音乐、话剧等演出及篆刻、书画等表演。两天的义卖市场吸引顾客10余万人次，参加工作的学生有1000多人，义卖共得款2600余万元，远远超过原定1000万元的目标。[6]救济失学义卖市场活动是抗战后期上海学生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这次活动不但使清寒学子得到有力支持鼓励，使广大学生受到良好教育锻炼，而且使学委系统发展了一批学生党员，团结了广大学生群众，为里应外合夺取胜利积聚了力量、制造了声势。

  在迎接“天亮”的日子里，上海党组织领导的两场斗争颇为引人注目，一是学委组织以寄发贺年卡展开宣传攻势的活动，二是工委领导的逃警报斗争。

  1944年冬，学委及工委决定利用圣诞节、元旦、春节之机，采用寄发贺年卡、贺年信的形式，开展一场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向各界人士宣传时局和抗战即将胜利的形势。学委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吴学谦联系、张征秉负责；工委则由陈公琪负责这一工作。他们以“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名义，秘密刻印了近千份特的贺年卡。贺年卡分两种，一种是送给高级职员、工商界人士、地方绅士、社会名流、帮派头目等各界人士的，正面写着“恭贺新禧，并祝进步”8个红字，并印有“配合新四军，反攻大上海”“迎接新四军进驻上海”等标语，背面印着陈公琪撰写的抗日三字经：

  东洋人，顶混蛋，抢我土，谋我财。物价高，死勿关，黄糙米，一眼眼，黑市货，卖五万。幸亏得，苏美英，把德国，打下台，矮东洋，阎王催。新四军，四周在，救同胞，打上海。他领头，敲脑袋，我把那，后腿扳。里通外，做比赛，杀鬼子，大家来。从此后，上海滩，享太平，万万代。[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