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是寄给伪军、政、警、特人员的警告信，正面印有“身在曹营心在汉”字样，背面则是劝告他们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不要再做对不起民族和人民的坏事。两种贺年卡均以“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具名，工委摸清对象的住址，由邮局的中共地下党员避开邮检分头寄发，在上海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爱国群众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敌伪人员受到震慑、惶惶不安。敌特机关在震惊之余下令严查，并把重点放在邮局系统。1945年年初，邮局系统有11名中共地下党员和10余名非党群众先后遭日本宪兵队逮捕，上海党组织遭到部分破坏。上级党组织及时采取措施撤退部分人员，多数党员得以继续坚守阵地路蔽战斗。

  逃警报斗争是上海工委领导的一场特殊的斗争。1944年下半年起，美国空军开始轰炸日本在上海的军事目标和重要设施。8月28日，美机轰炸杨树浦一带的设施、工厂，杨树浦发电厂被炸，2个锅炉工人不幸被炸死，另有11人被炸伤，工人强烈要求保障生命安全。工委书记张祺与党支部成员进行了研究，决定根据群众的情绪和呼声向厂方提出3条要求：空袭时允许工人离厂躲避；给遇难工人家属发放抚恤金，工作危险性增大，所有工人增加工资。但厂方对工人的呼声置之不理，反而加派军警紧闭大门。当空袭警报再一次拉响时，工人们汇成强大的人流涌向大门，把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挤在一旁，一起打开大门冲出厂去，警报解除后亦未回厂，致使发电大受影响。日本大班和领班只好答应工人的3项要求，逃警报也由此成为合法行动。这次斗争的胜利鼓舞和启发了其他工厂的工人。英联船厂的中共地下党员组织工人采取类似方式展开斗争，日本人为维持军工生产，只得同意工人们在遇到空袭时出厂躲避，工资照发。江南造船所工人在逃警报时受到日本兵阻拦，中共地下党员带领工人推倒一段围墙后冲出厂去，日本人最后只得答应工人逃警报的要求，并增加1/4的工资。此外，在日本机械制作所各厂，日亚、中山钢厂，以及东华、丰田、同兴、大康等纱厂中，都开展过相似方式的斗争。[8]随着美军飞机空袭的日益频繁，许多工人上班后就等警报响，导致敌人军工生产每况愈下，时时陷于瘫痪。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的逃警报斗争，既保护了工人群众的利益，又破坏了敌人的军工生产，创造了用实际行动迎接天亮到来的有效斗争形式。

  参考文献

  [1]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3页。

  [2]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

  [3]《华中局关于开展沪、宁、杭、鄞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指示》，中央档案馆藏。

  [4]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8—1349页。

  [5]陈一鸣口述、陈庆整理：《从建“助学义卖市场”到“公祭烈士于再”——记抗战胜利前后党领导的上海学生运动两次重大转折》，《联合时报》2011年5月13日。

  [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6—1347页。

  [7]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5页。

  [8]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页。


《上海抗日战争史》
余子道、张云、吴海勇、韩洪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