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群第一期之进化，必依河流而起。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河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达之观，虽屡相调和混合，而其差别自不可掩。凡百皆然，而学术思想其一端也，以此形成南北思想之差异。王桐龄所著《中国历代党争史》即以此发端，历述先秦至清代学术思想及政治党派之分隔对立与生灭消长。下文节选自该书，颇有奇思迸发及妙趣横生之处，邀读者共赏。


《中国历代党争史》
王桐龄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说最发达。重家族，以族长为政治之本；敬老年，尊先祖，因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方气候和暖，物产丰饶，谋生容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始而轻世，既而玩世，终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蛮野，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

  《中庸》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孟子》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是言南北之异点彰明较著者也。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孔学之见排于南，犹老学之见排于北也。孔子在鲁卫齐之间，所至皆受崇拜。乃至宋，则桓魋谋杀之。至陈蔡，则国人发兵围之。宋陈蔡皆邻于南也。至楚，则接舆歌以讽之，丈人揄揶之，长沮、桀溺目笑之，无所往而不阻焉。皆由学派之性质不同故也。北方多忧世勤劳之士，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栖栖者终其身焉；南方则多弃世高蹈之徒，接舆、沮溺、丈人，皆汲老庄之流者也，此民族之异性使然也。

  孔老争雄南北，而起于其间者有墨子焉。墨亦北派也，顾北而稍近于南。墨子生于宋，宋，南北要冲也，故其学于南北各有所采，而自成一家言。其务实际，贵力行，实原本于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过之。但多言天鬼，颇及他界，始创名学，渐阐哲理，力主兼爱，首倡平等，盖亦被南学之影响焉。

  杨朱，老学之嫡传也。杨氏之为我主义、纵乐主义，实皆起于厌世观。《列子·杨朱篇》引其学说曰：“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而况久生之苦也乎？”又曰：“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盖其厌世之极，任自然之极，乃觉除为我主义、纵乐主义以外，更无所事事。故北学之有墨，南学之有杨，皆走于两极端，而处于正反对之地位者也。

  以上所举，为后世门户之见、方舆之见所由来。所谓东西洋学派之倾轧，南北省界之区别者，即此种思想之变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