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李、王、陈、叶、李、徐诸人，则以讲求实用为研究学问的对象。李觏详论“富国强兵”，王安石顺应时势去力图变法，叶适之主张“经国济世”，陈亮之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徐光启之努力介绍西洋科学，都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所以讲实用，讲功利，便构成当时哲学上之另一特色。

  清代是中西思潮的交流时代，呈现着“入超”状、绚烂色。中国社会发展到清代，已达到中世末期之最后阶段，而欧美先进国，却已发展到资本主义成熟以至于衰老的阶段。由于中国社会自身的演变，致使中国社会旧有的意识形态发生动摇、崩溃，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达，更是有意识地把落后的中国变为他们的商品的尾闾，加速了中国社会旧有意识形态动摇、崩溃的历程，而新的意识形态自然会向“新创”的过程中迈进。清代的学术思想，不同于汉唐的“注疏”，更不同于宋明的“理学”，是受其社会条件的决定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质，一般史论家称之为“朴学”，是颇可玩味的。我们现在跟着“朴学”这个抽象的名词，来做具体的把握。

  一、清代学术思想是实际的。清代学者，由于历史的磨练，不像宋明学者只从事于瞑想、游谈，而致力于非常实际的问题的研究，以作为复国的准备。黄宗羲谓“道德不离事功”，顾炎武谓“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颜元谓“学问固不当求诸冥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这都在紧紧地抓住实际为其学问的对象。到了清中叶，虽然复古的空气很浓厚，而“实际的”的研究，却不为复古空气所遮盖。戴震说“古人之学，在行事”，也在很显明地倾向于实际。到了清代末年，这个研究实际问题的空气，在内忧外患夹攻中益趋紧张。梁启超说“以实事求是为学鹄”，严复谓“内籀必资事实，而事实必由阅历”，着重在“实”字上下工夫，正是其时代精神的反映。

  二、清代学术思想是致用的。清代学者，由于历史的磨练，不像宋明学者视“尧舜事业如浮云过目”，而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问之探讨。顾炎武说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颜元谓：“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他们都具有淑身淑世的精神，在“致用”上作最大的努力。到了清代末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即热情维持清代封建政权的张之洞也分出一部分精力来致力于“应世事”的学问。可见“致用”的思想，在清末更支配了一般学者的心理

  三、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方法是“近乎科学的”。清代学者受了历史的磨练，不像宋明学者单凭着主观的臆测、判断，毫无根据地去分析事理；他们尽可能运用科学方法，施之于各种学问。如顾炎武“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梁启超语）。很饶有科学的精神。清中叶的学者，以科学施之于考据学，在古籍的辨伪上树立了不少的功绩，清末科学之影响社会，有如大火燎原。谭嗣同以科学上名词（以太）释仁；梁启超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即守旧如曾国藩也要模仿西洋的科学（夷技）以抵抗西洋（制夷），足征科学在思想上支配的力量。

  此外，在清中叶的学者力求学术上的复古，清末的学者力求思想上的解放，也是清代思想上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