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文化：你在美国念书时看到一位经济史教授办公室门上贴了剪报，内容是1929年大萧条爆发前某日《纽约时报》头条新闻《纽约股市危机终于结束！》，这像是他在警醒自己世事难料。你也在办公室里挂了一副霍普创作于大萧条期间的画，并在微博上说“世事难料”这个主题很适合经济学家。可以再具体解释一下吗？

  兰小欢：这里面有两个事。第一是说没有人能预测未来。我老师贴的是纽约股市危机剪报，当时的人们以为终于要结束了，实际上那是大危机真正来临前的一天。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但经济学家经常被要求去预测未来，所以贴这个东西相当于给自己提个醒，不要预测未来。

  第二，霍普的那张画其实告诉我们，经济萧条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画上的颜色倒是斑斓，但其实挺吓人的，那些黑黑的店里一个人也没有，门里头好像有个怪兽张大嘴巴要把你吞掉一样，非常压抑。一旦经济衰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就会大大增加，这是大家都能体验到的。经济学家虽然不能预测未来，但还是要去尽一份力，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扮演好社会角色。

  界面文化：你觉得这个社会角色的任务具体是什么样的呢？哪种态度才是负责的？

  兰小欢：这可以把经济学家分两类来说。有一些在央行、财政部工作的经济学家，因为岗位的缘故，真的可以利用自己的专长来影响政策。过去经济学的发展还是培养了一批人，这套训练对他们的工作有很大帮助，起码不再是盲目地做了。经济学积攒了很多避免萧条的知识，都可以派上用场，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就没有发展到大萧条那样不可收拾。

  至于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他在媒体上接受采访能起什么作用呢？我不太清楚。我想，传达一些正面乐观的信号可能是有帮助的，因为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信心和信念。信心说起来虽然像个虚的东西，但如果没有信心，所有东西的价值都会改变，资产的估值会大跌，人们也不会投资。所以这个看起来虚的东西是会变成实的。

  界面文化：世事有难料的部分，但也有先兆的部分，比如当下由疫情造成的危机，不少思想家和学者评价认为病毒只是加剧了原有的矛盾，让恶瘤显现，你怎么看呢？

  兰小欢：我觉得这还不光是说让原有矛盾显现，恶性冲击当然会加剧原有的矛盾，但还会带来新的恶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本来是一个生活还过得去的中年人，但你突然生了病，原来生活中的房贷问题、家庭矛盾等等都会激化，生活可能就过不下去了。原来的状况是，虽然有很多矛盾，但社会经济尚能正常运转，矛盾不会集中爆发，而且有些矛盾随着经济的增长可以慢慢得到缓解和改善，但所有矛盾都在一个时间点爆发出来，事情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界面文化：那么你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看法是否因为疫情发生了改变呢？

  兰小欢：绝对量上，有些改变。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整体增长的前景，比疫情之前黯淡不少。但在相对量上，即中国相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经济学知识需要与阅历相互印证
  界面文化：你经常提到经济系的学生经常直接套用理论和框架来分析经济状况，却对中国的经济现实缺乏理解，这种状况是怎么造成的呢？

  兰小欢：大学里头的经济学教育要对此负一部分责任。现在学校使用的教材还是以美国主流的经济学为主，这些理论套用在中国身上，可以说是双重的不接地气。这类经济学理论可能抽象得太厉害，离美国的实际情况也比较远了，在美国本身就有很多人批评，这是第一重不接地气；再把它搬到中国来，就是双重的不接地气。

  另外，经济学对大学生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容易深入感受的学科。学生可能阅历不深，没有真正地工作过，对代价取舍、约束无奈之类的东西还缺乏切身感受，而具体的关于经济运行的知识，有很大一部分以阅历为基础。这倒不是说年轻是种缺陷，只不过有时候对知识的理解，因为缺乏阅历的相互印证，还不够深入。这本书出来之后反倒是在政府工作的人更有共鸣一些。

  界面文化：学习经济学史是否能补足一下阅历不足的问题呢？

  兰小欢：我认为可能是有一些好处。如果你对美国经济史比较熟的话，会发现很多地方和今天的中国对得上。马里兰大学有个很不错的经济史学家，他以前说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学者、政策制定者应该多研究发达国家的历史，看看他们过去遇到问题时是怎么做的，而不是去看这些国家的人等危机过去几十年后是怎么说的，这两者的区别很大。我总是举一个不太贴切的例子：如果你真的想致富，你得去看富一代白手起家时干了什么事，那些具体的做法和今天富三代餐桌礼仪似地夸夸其谈，完全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