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风格主要有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两种，基于基本面分析的价值投资，一度被基民股民们推上神坛。但也有人说，中国还没有培育出价值投资的土壤。还有人干脆认定，与其做时间的朋友，不如做领导的朋友（不构成投资建议）。

  你问中国股市有多特殊？那要问中国经济有多特殊。

  且不论改革开放40年多来将近10%的gdp年均增长速度，也无须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跨越，单单是持续不间断的高速增长，在后发国家中也不常见。事实上，在一个发达国家制定经济规则的世界中，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往往比学院与政治精英们的规划曲折坎坷得多。

  1974年，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建议韩国政府调整产业政策，根据比较优势把纺织业作为工业化的突破口。而韩国政府坚持了对其“战略行业”的投入，后来培育了造船业、电子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等世界一流的产业。即便如此，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金融自由化的韩国也一度面临韩元崩溃的局面，呼吁民众共克时艰的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甚至喊出了“第二次建国”的口号。

  曾经富饶程度接近发达国家的阿根廷，在1990年代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一度被美国与IMF视为第三世界中的样板国家，施行理想的经济理念。而大规模私有化、巨额赤字与大幅降低关税门槛使得阿根廷几乎失去了经济主权。世纪之交，阿根廷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萎缩，很多人不再能去常去的餐馆，政府也因国际债务陷入泥潭，深感受到欺骗的阿根廷人甚至考虑“赎身”以退出IMF。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经济运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其实面临着两双重任务：一是推动经济高速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二是逐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又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分好。这两项任务并不矛盾，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因为时间和资源的限制，不可避免地会相互掣肘。

  经济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落后，正是因为它缺乏发达国家的很多硬件或软件资源，缺乏完善的市场机制。所以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落后国家所采用的组织和动员资源的方式，注定与发达国家不同。落后国家能否赶超，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套适合国情的组织和动员资源的方式，持续不断地推动经济发展。（兰小欢著《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一件容易说但不容易做的事情。当我们说中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有时就是指中国在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有为政府的适当介入，实现了有效市场。

  显示面板行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面临境外厂商的技术垄断与封锁到占据全球40%的市场，以京东方为首的中国厂商，经历了技术迭代、行业周期、政府补贴、银团贷款、产业集群、市场红利等重重变量。政府不能直接投资，那就引入城投公司，协调银团贷款，给予政策贴息补助，提供土地与税收优惠；投资不能无视周期与盈亏，那就转变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地方政府的橄榄枝、上下游配套的产业链，以及快速兴起的国内市场，能够帮助一家优秀的企业走向国际舞台。

  现实中，市场不能不考虑国际政治环境，也不能忽视行政手段所造成的扭曲，经济学教科书里的理想条件并不存在。当政府的力量介入产业发展时，其中涉及的每一分钱依然要接受市场的检验。

  如果说所有人都知道，探讨中国经济不能脱离政府，那么这个政治经济机制是如何传导的，却鲜有人能说得清。地方政府能决定的事务有哪些，又是根据什么做出的经济决策？地方政府的资金和预算从何而来，到底又是怎样参与产业投融资？

  这些微观机制是理解中国经济的基础。其中潜藏着我们国家的制度禀赋：

  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以及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兰小欢著《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理解到这一层面，就能理解中国经济的走向吗？

  有人惊叹中国经济在全球疫情下的韧性，也有人担心增速放缓与全球疲软；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是灵丹妙药，也有人高呼政策退出才是行业未来；有人为中等收入陷阱发愁，也有人为996争论不休；有人为新能源与科技股投下重注，也有人调侃喝酒吃药才是华夏正统……

  没有什么讨论能总结这个时代，也没有一个框架能解决所有问题。从房价、居民收入差距、债务负担，到地方债务、区域发展平衡、经济结构转变、国际贸易摩擦，宏观社会现象背后亦没有一个简洁的逻辑与方案，只有复杂交织的多重现状。理顺微观的政治经济机制，不等于知道了阿里巴巴打开石门的咒语，但对于理解身边的社会现象、读懂政经新闻与政策，是一门不可或缺的生活通识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