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事是纯粹经济的，其他维度永远存在，且往往更为重要。——约瑟夫·熊彼得

  说到纯粹经济以外的维度，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观察者，北京的出租车司机、5元理发店的老师傅，以及过年饭桌上的中年男性长辈们，都是最有价值评论员的有力争夺者。但真正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梳理好“中国特色”的肌理，绝非易事。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海内外对中国政治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个问题所触及的答案好像更清晰了，又好像更复杂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其中最为人所关注的维度莫过于政府、政治与政策。

  世上少有非黑即白的事情，“政府”和“市场”其实也是如此，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几乎所有的重要现象，都是这两种组织和资源互动的结果。

  如果关注相关新闻，可以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甚至是直接参与了市场活动。比如最近出圈的“深圳国资委”、“化身风投的合肥市政府”、“不是不努力的江西”，等等。当然，政府不能直接投资贷款，世界级的企业也不是想建就有，其中的政商联动，其实是说得清、查得明的。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近几十年，中国其实是处在市场建设与经济建设交互推进的过程中，要讨论和分析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时，只有结合具体案例细节才有意义。因为案例中包含了大量容易被经济学理论模型和统计数据忽略的重要信息，而这些重要信息，可能恰恰是行业案例中更关键的因素。

  以京东方为代表的液晶显示企业的崛起，是中国产业在良性政商协调发展的典型案例。20世纪结束时，国际技术更迭突然让国内“便宜”的彩电“索然无味”。但在技术封锁和价格操控的背景下，自主品牌要突围殊为不易。回顾这二十年的历程，一句简单的“政府扶持”显然解释不了所有问题。经历了长期融资扩张，京东方的股价却并未随之一路走高，这也遭到了很多投资者的质疑。如今，阶段性的市场龙头地位同样不是这条赛道的终点。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认识“从何而来”，才是思考“去向何方”的基础。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行政手段造成的扭曲往往只有行政力量才能破解”，可以思考规模效应与产业集聚的战略意义，可以感受地方政府间的“发展竞赛”是如何影响企业的成长并接受市场规则的检验……当作故事来看，也很精彩哦！

京东方与政府投资
（节选自《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第四章第一节，正文略有删改）
  2020年“双11”期间，戴尔27寸高清液晶显示屏在天猫的售价为949元。2008年，戴尔27寸液晶显示器售价7599元，还远达不到高清，不是窄边框，也没有护眼技术。2020年，3000多元就可以买到70寸的高清液晶电视，各种国产品牌都有。而在2008年，只有三星和索尼能生产这么大的液晶电视，售价接近40万元，是今天价格的100倍， 在当时相当于北京、上海的小半套房。

  惊人的价格下跌背后是技术进步和国产替代。显示屏和电视，硬件成本近八成来自液晶显示面板。2008年，面板行业由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主导，大陆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可以忽略不计。2012年，我国进口显示面板总值高达500亿美元，仅次于集成电路、石油和铁矿石。到了2020年，大陆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已接近四成，成为世界第一，彻底摆脱了依赖进口的局面，涌现出了一批重量级企业，如京东方、华星光电、深天马、维信诺等。国产显示面板行业的崛起不仅推动了彩电和显示器等价格的直线下降，也推动了华为和小米等国产手机价格的下降，促成了使用液晶屏幕的各类国产消费电子品牌的崛起。

  在显示面板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投资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规模最大也最重要的公司京东方为例，其液晶显示面板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电视等领域的销量近些年来一直居于全球首位。根据其2020年第三季度的报告，前六大股东均是北京、合肥、重庆三地国资背景的投资公司，合计占股比例为23.8%。其中既有综合类国资集团（如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也有聚焦具体行业的国有控股集团（如北京电子控股），还有上一章讨论的地方城投公司（如合肥建投和重庆渝富）。投资方式既有直接股权投资，也有通过产业投资基金（见本章第三节）进行的投资。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我国大陆彩电行业的重头戏码是各种价格战。当时大陆的主流产品还是笨重的显像管（CRT）电视，建设了大量显像管工厂。但其时国际技术主流却已转向了平板液晶显示，彻底取代显像管之势不可逆转，而占液晶电视成本七八成的显示面板，大陆却没有相关技术，完全依赖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