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界面文化，作者界面文化编辑部
  采写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美国画家爱德华·霍普创作于大萧条时期的画作，题为Early Sunday Morning。他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说，“画上的颜色倒是斑斓，但其实挺吓人的，那些黑黑的店里一个人也没有，门里头好像有个怪兽张大嘴巴要把你吞掉一样，非常压抑。”挂这幅画有两个意思，一是告诫自己经济萧条的可怕，二是警醒自己无人可以预测未来，经济学家也是一样。

  疫情期间，兰小欢利用空闲时间完成了《置身事内》一书的写作。这本书介绍了近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比起公众所熟知的“宏观调控”、“两只手”等论调，现实中的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入，它参与其中，成为当下中国经济的主体之一，而不是置身其外，远远地通过政策来调控。这一现实既成就了“中国速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当下的债务高筑、消费不足等问题。

  在这本书中，兰小欢主要将源头追溯到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仅就城市开发建设来说，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不足的问题得到改善，地方财政却开始紧张起来，土地开发成了地方上解决困难的法宝。中国特有的城市土地国有制度让政府得以从中受益，将土地转化为启动城市化的巨大资本——除了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得的收入以外，土地使用及开发有关的各种税收收入也十分可观，更重要的是，一块土地转让出去后的开发建设还能吸引来更多的投资兴趣。对土地开发前景的看好，使得“土地财政”嫁接到了资本市场，撬动了银行信贷及各路资金，转而成为“土地金融”。近二十年来，城市商住房、工业园区、基础设施热火朝天的建设，都与此有关。

  土地中隐藏的财富让城市日新月异，但这种做法也存在风险和弊端。兰小欢指出，土地财政本质上属于寅吃卯粮，一旦经济增速放缓，累积的债务可能带来极大风险，压垮融资平台乃至地方政府，而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方式也忽视了城市最根本的服务对象：人。土地财政建立在对地价的信心之上，房价却需要居民用高按揭来买单，“土地资本化，实质是个人收入的资本化。”房贷已经成为中国居民债务的大头，许多来到东部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看不到留下的希望，已经背上债务的人被房子套住，重担之下没有余力消费，这也造成了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

  但正如兰小欢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强调的，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只是造就中国当下经济的一个面，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还有很多，不是几百字、千字以内的篇幅可以说清的，对经济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再多多了解，不要急于下判断。比起讲述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兰小欢在写作时更注重描述现实，解释“是什么”和“为什么”，当不得不涉及“怎么办”时，他特别明确地将重心放在政府的做法上，他认为，对读者来说，了解政府认为应该怎么做，远比了解“我”认为应该怎么做重要得多。

  他在采访时也秉持这种态度，“每个人都可以算清账”、“好与不好大家冷暖自知，不需要经济学家来评价”、“我不预测未来”是他常说的话。他谈到了中国大学经济教育的现状、年轻人难留在大城市又回不去家乡等现状，也聊到了近两年来备受关注的一些经济政策。他认为，经济发展遇到挑战，应当多向发达国家过去的历史讨教经验，看看他们当年在危机中是怎么做的，而不是看他们几十年后说的那套理论。看待经济问题，“首先不能把它弄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各国政府与经济的关系绝没有理论描述的那么简单。

  尽管拒绝预测未来，兰小欢在写作和采访中都流露出了乐观的心态。他在《置身事内》的结束语中坦言，自己的乐观并不需要头头是道的逻辑支撑，它就是一种“朴素的信念支撑：相信中国会更好”。或许他在采访里说的“信心于经济而言很重要，它能把虚的点为实的”，也是乐观的一重来源。

经济学家的任务不是预测未来
  界面文化：疫情期间怎么想到要写书的？

  兰小欢：主要就是时间多了。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所有事情都停摆了，情况一直在恶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每天都会收到坏消息，但我想总还是要做一点事情，刚好又有这么多的时间，那就做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去写书吧。没想到这书一写就写了九个月，到九月份以后还挺狼狈的，因为那时候世界已经在恢复了，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书已经写了一半了，不能不写完，就只能抽空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