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80年代以后，爱尔兰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5年的时候，爱尔兰著名文学评论家戴克兰·凯伯特（Declan Kiberd）在一本书里面提到，爱尔兰当代文学的繁荣已经堪比20世纪初的景况。他把这个繁荣叫做“第二次文艺复兴“，还概括了几个特色：

    第一，优秀作家不停涌现。因为众多小型文艺出版社的存在，同时还有各类文学奖项扶持，使得新秀作家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文学舞台，基本上是每隔一两年会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新作家的脱颖而出。与此同时，老一辈的作家笔耕不辍，仍然不断在出版新的作品，戴克兰·凯伯特本人1930年出生的，去年以89岁高龄出版了新小说，叫《女孩》（Girl）。新老梯队结合得非常好，显示出了非常繁荣的局面。

    第二，作家的跨界创作。一方面是跨文类的创作，比如萨莉·鲁尼，她最早在2010年发表过两首诗，发表在文学杂志上，之后发表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聊天记录》和《正常人》。另一方面是跨媒体的创作，比如刚才讲的尼尔·乔丹，到好莱坞拍了大量电影，例如《哭泣的游戏》（The Crying Games）、《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还把他同辈的爱尔兰艺术家的小说改造为文艺电影拍出来，比如《屠夫小子》（The Butcher Boy）、《冥王星上的早餐》。另外，德莫特·博尔杰（Dermot Bolger）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小说就已经是天书了）改编成舞台剧，在都柏林戏剧节常年上演。这些都是非常具有高度实验性精神的跨文类和跨媒体的创作。

    第三，女性作家创作群崛起。爱尔兰在性别问题上曾是相当保守的国家。一直到1986年全民公投，都是禁止离婚的。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凯尔特虎”经济崛起，爱尔兰社会进入快速变化期，一跃从保守国家，变成全球在性别方面最开放的国家之一。1995年通过公投，实现了离婚合法；2010年，法律承认民事情侣关系；2015年通过公投，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同婚合法的国家；2018年终于通过公投，实现了女性堕胎自由。

    2018年堕胎权公投之前，萨莉·鲁尼曾发表文章，说她出生在1991年，那个时候在爱尔兰的大卖场里出售避孕套是要受到攻击的。经过这样快速的社会发展，爱尔兰的体制才刚刚开始赶上社会的快速变化。这样一股潮流反映到文学上，就是女性作家群体崛起，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发出女性声音、主张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掌控等方面。

    别的例子不用举，就看萨莉·鲁尼好了。她从不回避性，她的小说里有性的直接描写，以一种去色情化的、非常客观的态度来描写，无一例外对情节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你可以看到很多性场景有油画一样的美感，这种爱的激情不是狂暴的、毁灭性的，而是非常宁静的、治愈的，给人的灵魂带来归属感。

    以上就是爱尔兰文学的第一重的“新”。


    第二个“新”，是爱尔兰当代文学进入到2008年以后，又有一个新的发展。

    爱尔兰曾经是欧盟最贫穷的国家，经过“凯尔特虎”崛起，成为欧盟最富有的国家之一。2008年爱尔兰房地产泡沫破灭，经济崩溃，它的经济地位再次一落千丈。

    这样一个从贫穷到富有再到贫穷的戏剧性变化，实际上呼唤着文学的表达。但是危机产生的头两年，爱尔兰文坛极其沉默，仍然在重复80、90年代的文学题材，主要是回顾和反思革命遗产、文艺复兴、历史创伤的后果……等等传统题材。

    2010年，旅德爱尔兰作家朱利安·高夫（Julian Gough）在博客里面撰文批评爱尔兰文学现状。那些正在得奖的爱尔兰的文学作品，还是把场景设置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这些小说里的爱尔兰，连电视机都没有被发明，他们可能觉得通电都是很抱歉的事情。美国《经济学人》杂志很快登出一篇文章，引述了高夫一部分言论，认为爱尔兰当代社会快速变化需要得到文学表达。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也说过，要呼唤当代的《米德尔马契》、《日瓦戈医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第二个“新”就在这里：2011年以后，爱尔兰崛起的这一代作家是集体地、有意识地反思爱尔兰当代社会的情况。

    把萨莉·鲁尼放在“崩溃后小说”（post-Crash fiction）这样一个场景里面来解读，可以发现包括萨莉·鲁尼在内的当代爱尔兰文学的三个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