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出生就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爱尔兰90后作家萨莉·鲁尼，毫不含糊地撕开表象，捡回了前辈们大多认为已经过时的话题，严肃地提出：在当下的社会体系中，当一个在任何语境中都“正常”的人，究竟有多难？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在一百年前就解决的问题，是否从未消失？

    当全世界的中年人都把“年事渐长就读不进小说”作为老于世故的标志，那些以青春和成长为主题的虚构文学便成了永恒的刚需。这种从未过时的类型在每个年代都需要寻找它的世界代言人。站在如今这个时间点上，没有人会质问为什么这个代言人曾经是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塞林格（《麦田守望者》）或者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但是，处于“现在进行时”的萨莉·鲁尼，只出版了两个长篇小说就成为一种“现象”的萨莉·鲁尼，实在是太年轻了。对于围绕在她身边的这些问号，她无法逃避，也无须逃避。

    当然，学生时代就成为“欧陆第一辩手”的鲁尼，一定也能从人们的追问中看穿整个文坛的微妙的焦虑。2015年，鲁尼的小说处女作《聊天记录》就收到七家出版社报价。对一部并非类型小说的严肃文学处女作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寻常事。全世界都在寻找年轻而独特的声音——既符合互联网时代的典型特征，又与文学传统产生某种意义上的承继关系。

    第一次翻开《聊天记录》，我在轻微的不适应中，首先惊讶于鲁尼的直接。她把发生在社交网络上的对话、交锋、迷醉、背叛如此原生态地嵌入小说中，丝毫没有我们这一代可能会有的心理负担：这样写是不是太满了，太形式化了，会不会失去节制？回车键是不是敲得太多了？小说里的女人和男人，“旅行第一天总是心情不佳，试图寻找免费的wifi”。他们约会的时候，女人先“把一条腿举向空中，再把它慢慢地放到另一条腿上”，然后随口说：“我会想念在（网上）聊天的时候碾压你的。”一个回车键之后，男人在她身旁躺下，自然而然地回答：“我猜你也会想念这一点。”

    在《纽约客》的那篇关于鲁尼的特写中，作者对于《聊天记录》中出现的“读互联网”（而不是在网上“随便看看”）的说法颇为震动，觉得那才是“一个在数字语言里土生土长的人”。鲁尼语言中的那份清澈、锐利、准确，与互联网时代具有某种生理性的贴合，她的小说里不再有上一代刻意揣摩的“网感”——她的“网感”自然生发，渗透进对话的肌理和人物所有的行为逻辑。

    在我看来，那篇特写的灵魂是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伟大的书信体时代，尽管没有人全心认可这个判断，我们的电话凭着对电话功能的消解，又重新让文本变得无处不在。”饶有意味的是，在现代小说的早期历史上，书信体小说曾经大行其道，其中最重要的文本——英国的《克拉丽莎》和法国的《危险的关系》奠定了现代小说复杂性的基础。一旦联想到这一点，那么《纽约客》的这个判断就是非常有趣而重要的。小说史会在这个“新的书信体时代”里开始某种轮回吗？鲁尼会不会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现在下这样的结论或许为时过早，但至少，我们因此获得了一个有趣的细读《聊天记录》的理由和角度。

    值得安慰的是，如此直率而锐利的语言并不是空心的——至少，鲁尼避免让它空心化的努力清晰可见。《聊天记录》中的人物总是在自嘲与反诘中试图挑开（限于人物的身份，他们常常还没有“戳破”的勇气和必要）消费社会的真相。文本中对于阶层冲突的敏感甚至是相当老派的，以至于几乎所有对鲁尼的评论都注意到她摩登的文本包裹的是19世纪的实质——毕竟，对阶层、对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怀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并试图在文本中对它加以挑衅，这正是19世纪小说最重要的母题。

    如果说，这样的自觉意识在《聊天记录》里还是多少带着试探性的零星音符，那么到了鲁尼的第二部小说《正常人》，就成了贯穿始终的回旋曲。小镇青年康奈尔一出场就是高中的全优生，与另一个全优生玛丽安悄悄约会，而他的母亲在玛丽安富裕的家庭里帮佣。当母亲觉察到两人的隐秘关系并提出与阶层差异相关的疑虑时，康奈尔压制住心里隐隐的愤怒，反问道：“她（玛丽安的母亲）不介意你给她家做卫生，却不喜欢你儿子和她女儿一起玩？太搞笑了。这简直像19世纪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