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奈尔对“19世纪观念”的不屑可以理解。我们打开19世纪狄更斯的名著《远大前程》，几乎每一页的关键词都是“上等人”（gentlemen）——无论是对穷小子、富家女，还是律师、囚犯而言，“上等人”都是一个简洁直观、与阶层鲜明对应的标杆。千禧一代与此自动划清界限，但是他们同时掉进了新的、更为微妙的陷阱。在小镇的环境中，玛丽安这样的出身背景和思维方式是绝对的少数派，同学们都能隐隐感觉到她的未来将不会局限在小镇里——他们天然地不是一路人。因此，对玛丽安的排斥和孤立，是出于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她在富裕的原生家庭中遭遇的冷暴力或热暴力，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理解和援助。在无形的压力之下，康奈尔甚至不敢邀请玛丽安一起参加毕业舞会。他可以轻易摒弃“19世纪的观念”，却无法拒绝周遭环境的共识；他不屑当个“上等人”，却必须假装做个跟伙伴们打成一片的“正常人”——如此尖锐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比19世纪更19世纪。

    一旦走出小镇的环境，成为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同学，康奈尔与玛丽安的权力关系立刻倒置。玛丽安所有与小镇格格不入的劣势都转化成了社交优势，她优渥的家庭条件也使她具备迅速赶上大都市的时髦的资本(尽管她并不张扬这一点，甚至未必自知)。这一次陷入交往障碍、渴望“正常化”的人成了康奈尔。当然，我们从小说里也很清晰地知道，玛丽安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太多的快乐，难以言说的创伤和孤独感并没有放过她——正如当年，带了别人去参加舞会的康奈尔，一点儿都不快乐。

    在康奈尔和玛丽安约会的那栋来历不明的空置“鬼屋”里，他们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

    “就这么空着，没人住，他说，要是卖不出去他们干嘛不把这些房子分出去？我不是在跟你犯傻，我是真诚地在问。

    她耸耸肩。她也不太明白为什么。

    跟资本主义有关吧，她说。”

    像资本主义之类久违的词语高频率地出现《正常人》里，常常是猝不及防而又语焉不详的。模糊的概念总是包裹在一团潮湿的雾气中。如果我们拿鲁尼跟曾经同样以文坛天才少女的姿势出道的扎迪·史密斯（史密斯本人对鲁尼盛赞有加）相比，会发现后者带有明显的“全球化一代”的特征。史密斯的文本信息量庞大芜杂，思维跳跃俏皮，注意给人物平均分配地域和肤色；她虽然乐于自嘲和反讽，但大体上愿意张开双臂，拥抱这个看起来正在努力抹平差异、弥合创伤的世界。反观从一出生就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鲁尼，她的笔触那么敏感、犀利，略带青涩却毫不含糊地撕开表象，捡回了前辈们大多认为已经过时的话题，严肃地提出：在当下的社会体系中，当一个在任何语境中都“正常”的人，究竟有多难？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在一百年前就解决的问题，是否从未消失？

    好在还有真正的青春、成长的伤口、货真价实的荷尔蒙以及破茧重生的爱情（“他们像两株围绕着彼此生长的植物”）填满文本的空隙，让这部小说不至于失去平衡感，没有被严肃的命题抽干一个好故事应有的湿度。当根据小说改编的剧集用耐心而稳定的近景、慢镜头张扬美好的身体时，你会觉得这画面本身的说服力胜过了大多数台词，你会相信惟有坦诚相见的肉身，才能与这个时常冷漠的世界抗衡。

萨莉·鲁尼作品



Normal People
《正常人》

[爱尔兰] 萨莉·鲁尼 著
钟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Conversations with Friends
《聊天记录》

[爱尔兰] 萨莉·鲁尼 著
钟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