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年4月4日生于西贡北部的嘉定。她的父母是一对再婚的鳏夫和寡妇，在皮埃尔·洛蒂富有异国情调的奇幻爱情小说鼓舞下申请了殖民地中小学的教职，先后踏上了潮热的印度支那。在初婚伴侣皆因“当地病”而死之后，亨利·多纳迪厄和玛丽·勒格朗结为连理，并很快生下了皮埃尔、保罗和玛格丽特三个孩子，这最小的女孩便是日后的杜拉斯。亨利在杜拉斯8岁时病逝，玛丽·多纳迪厄开始了一人操持一家四口生计的艰辛生活。出于无名的原因，她极度偏爱游手好闲的长子皮埃尔，多少有点冷淡和严厉地对待保罗和玛格丽特兄妹，令他们终日如一对孤儿般游晃在湄公河畔的雨林和三角洲深处。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真正的主角并非那对阴郁的儿女，母亲才是杜拉斯创作之初的拱顶石。丈夫死去后，47岁的玛丽·多纳迪厄已是殖民地年纪最大的女教师，她希望能被从条件恶劣的金边调回相对繁华的河内或西贡，这两个大城市对她儿女的教育有利，然而当局依然不顾恳求地将她派往了交趾支那穷乡僻壤的永隆——离西贡5个小时车程。1927年，多纳迪厄夫人清苦的生活由于得到了一块三百公顷的水稻租让地而重燃希望，她开始带领孩子们(并且雇佣当地人)修建房屋和拓荒，向放高利贷的印度人借钱筑堤坝，做起了发财的美梦。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太平洋并不存在，多纳迪厄一家面对的不过是中国海，是母亲执意用她的浪漫幻想称其为太平洋而已。对杜拉斯而言，比起《情人》，这本早年作品要接近自传多得多——这里面有她母亲被生活击垮的真相，被希望折磨的真相，有他们在物质世界里的贫困拮据(这后来成为了杜拉斯的终生习惯，即使她最终因为作品的畅销已经相当富裕)和在情感上肆虐专制的证据，有一对母女之间纠缠的爱、妒忌、憎恶、折磨的证据。

    多纳迪厄夫人并不喜欢这本书，她认为女儿以她一如既往地残忍描写了一个魔鬼般的家庭故事。而杜拉斯本人对这本小说极为偏爱，直到日后《情人》摘下龚古尔奖，女作家依然不平地认为早在30年前《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就该替她拿下。杜拉斯相信这一不公正的落选与她当时的左派倾向有关—— 多纳迪厄一家曾如此相信殖民主义具有的美德，最后却遭到了无情的背叛与嘲弄。这是1950年，玛格丽特·杜拉斯，一名法共党员。

    4.抵抗者

    1968年初夏，巴黎，五月风暴。玛格丽特·杜拉斯给21岁的儿子让·马斯科罗写信：

    “你不在，这里发生了一些美妙的事情。学生zhan领了索邦大学、奥德翁歌剧院，bao动掀起了，已经蔓延到工厂。我们将迎来一些疯狂的日子。巴黎疯了。我们希望戴高乐政府kua台。他们正在经历黑色的日子。星期一有一场八十万人的you行——你能想象八十万人的you行吗？期间只唱《国际歌》，不唱《马赛曲》。红旗在索邦飘扬，法国所有的学院都变得自由了。我们，我、罗贝尔、布朗肖，我们全都傻了！我不写了，我要寄报纸给你……”

    这是她和雅尔洛分手后的第三年。革命似乎让她再次活过来了。54岁的杜拉斯依然试图站到斗争的前线，她开始公开指责越战，以及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犯下的bao行。虽然早已tui党，她对保守右派的憎恶一如既往，不可动摇。她是那种终生的叛逆分子。她穿上橘黄色套头衫，到电视里发表演讲：“搞政治，就是不再对世界忍气吞声”。随即在她自编自导的电影《卡车》里高呼：“但愿世界走向mie亡——这是唯一的政治。”

    对杜拉斯而言，政治是纯粹建立在“语言”上的。1960年她参与签署了抗议法国发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121宣言”。而这一年，五月风暴里很多流传出的口号据说都是杜拉斯的发明。比如极端自由主义的“该禁止的是禁止本身”，前后矛盾的“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到哪一步，但这不是不前进的理由”，以及充满莫名诗意的“街石之下，是沙滩”。还有一条确定的召唤是她的：“我们是永恒的，我们谱写的是未来的序曲”。这是杜拉斯式的“参政”：自由发言，但并没有天真到相信它会被实现。因为幻灭接踵而至。6月，国民议会选举戴高乐派大获全胜。8月，苏联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以被镇压告终。

    和法共断绝关系时，杜拉斯曾说：“我仍然是共产党员，从内心，从肌体。”她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二十年的非正统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并没有其他道路，你可以和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我们相信的是一个共产主义不会实现的共产主义。”不过对一个作家而言，一切都不会浪费。1969年，她修改了早年一部叫《空椅子》的小说手稿，完成了舞台剧作《毁灭，她说》。这部男女主角置身于空洞如末世背景的爱情四重奏有着破碎的政治隐喻，成为了杜拉斯作品中福柯、布朗肖等思想家的最爱。

    《毁灭，她说》一开始被杜拉斯定名为《毁灭》，以此纪念她经历完1968后的梦碎。是罗伯－格里耶为它加上了著名的“她说”，仿佛恭敬不如从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