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导演

    1970年夏天，一个叫让－马克·杜林纳的年轻人收到了杜拉斯的一封信。他才24岁，正在比利时一个剧组给人当副导演，两个月前无意中读了杜拉斯的小说《劳儿之劫》而狂喜不已，就直接给杜拉斯写了封信试着问能不能买下版权。他的要求被“意料之中”地拒绝了——杜拉斯说她不想卖掉她任何作品，不管是普通的，还是这本尤为特别的。其时她已经有几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比如《琴声如诉》和《长别离》，都有不错的口碑。和阿伦·雷奈合作的《广岛之恋》更被认为是影史上开辟风格的杰作。但玛格丽特·杜拉斯对这些显然都很不满意，用她自己的话说，所有的电影改编都在误会她的作品。

    过了半年，这位杜林纳先生接到了杜拉斯一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兴趣加入她的电影制作团队——她打算自己来了，但没有酬劳。他很兴奋，立即前往巴黎。在圣伯努瓦的杜拉斯公寓，他见到了迪奥尼斯·马斯科罗，杜拉斯孩子的父亲。他们的情人关系已经结束，但仍然是朋友，有很多事要商量。马斯科罗已经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了很久，两人有一个小女孩。“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那么喜欢和我谈杜拉斯。包括谈她当年和她母亲和她大哥的冲突，我甚至不明白，作为一个年轻的陌生闯入者，有什么权力知道她家族的秘密？还是他在用这种方式提醒我她日后残暴的一面？”他感觉被放置在了一片芬芳中，让他迷茫的芬芳。

    这部名为《黄色，太阳》电影的拍摄在一种严肃与嘲弄并行、友谊与暗自争锋心理并存的气氛中进行着。在没有酬劳的前提下，很难相信这些年轻人们不是各自怀着理想或某种“鬼胎”，蠢蠢欲动。但杜林纳和女主人更加亲密，一度他甚至觉得，杜拉斯和马斯科罗像他精神上的父母——虽然他们后来也产生了分歧，甚至有一天他也被这位“母亲”诱惑了。

    1971年《黄色，太阳》制作完成，年轻的男主角萨米·弗雷光芒四射。马上有人向杜拉斯献媚，夸赞她的导演技法，后者则说，她拍电影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写作是漫长又孤独的劳作，电影的团队作业可以让杜拉斯摆脱孤独。“我是一个没有办法让自己无所事事的人。而生命又太长了。”

    很难想象杜拉斯一共拍摄了十九部电影(包括四部短片)，女神让娜·莫罗还积极参演了其中几部。1974年，杜拉斯导演的《印度之歌》迷住了整个戛纳电影节，虽然它并没有参与角逐单元，但却被众口一词地誉为杰作。故事又回到了童年的热带，缠绵的雨季，密闭时间段里剧烈的爱情……杜拉斯的老一套。其时杜拉斯已年满60岁。“我不是一个拍电影的作家……我用拍电影的方式写些东西。”她说。她82岁临终前认为，《印度之歌》是她唯一的电影。

    6.星球作家

    扬·安德烈亚出现在生命中时，玛格丽特·杜拉斯66岁了。他们相差39岁，扬27岁，七年前开始给杜拉斯写信。他那时候还在一个小城读哲学，和同学一起读康德、斯宾诺莎、司汤达。有一天他看了杜拉斯的一本书，《塔吉尼亚的小马》，他迷上了，从此抛开了所有的书，只读她。

    他开始给圣伯努瓦街5号写信，一写七年。1980年的一个夏天，他的女王突然发出了恩准：你来吧，带一瓶红酒来。故事开始了，她取消了他原来的姓，给了他新的姓氏：安德烈亚。保留了名字，扬。她还写了一本书纪念他们的开场，《80年夏》。“您真是棒极了，必须保持现在这个样子，这般目光茫然。我把您叫做大西洋人，以后，您就是大西洋人了。”

    这段恋情疑团重重。扬·安德烈亚从不否认他(一部分时候)的同性恋倾向，但同时坚称这与他和杜拉斯之间的爱情毫不冲突。他照顾杜拉斯的饮食起居，在她一天长达10小时把自己关在房间的写作时间里耐心等待(“我就在客厅里，躺在铺着垫子的沙发上，窗帘被无数个夏天的太阳烤焦了，我什么也不干，就等着”)，杜拉斯口述了《情人》，由他在打字机上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有时她也会质疑他，认为他是个骗子，和她这样一个聪明、有名的老女人在一起，为的是“吃住免费”。更多时候她阻止他的一切社交，她禁止他和人谈到她。他说：“我想，正是她的苛求，保护了我们的关系。”

    他们共同生活了16年。1996年，杜拉斯去世。扬蜗居在杜拉斯留给他的一间小房间里，除了最低限度的饮食起居，过了三年不见天日的生活。她生前他们有一次一起出门，杜拉斯80岁了，有人调侃：“这是您最后一次爱情吗？”杜拉斯笑道：我不知道。现在，女王死了，他真想说：一切都在，听您的调遣。

    让·科克托说，一部作品的美要用它散播的问题去衡量。那么可以说杜拉斯是这样的作家，她留给世界的好奇远远超过她提供的解答。扬·安德烈亚在整理杜拉斯的手稿时梳理出一些后者一些论及写作本身的句子：写作是“内心律令”；要对写作彻底地臣服；写作是她终生的危机时刻。罗兰·巴特曾将写手与作家这样区分：前者是及物的(要写出些什么)，后者是不及物的(写作只是写作本身)。毫无疑问，杜拉斯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