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圣伯努瓦街女主人

    让我们把镜头倒推十五年，看看玛格丽特·杜拉斯作为圣伯努瓦街5号女主人的模样。1942年，新婚的杜拉斯和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搬到了圣日尔曼德普雷区圣伯努瓦街5号，这里离萨特和波伏娃爱去的花神咖啡馆只有一步之遥。杜拉斯将毕生租住在这间公寓里，分别和她的丈夫、孩子的父亲、情人、最后的情人一起生活。但这都不是关键。这里是启蒙之屋，是后世粉丝的朝圣地，是巴黎文人相聚最热气腾腾的场所，是镀金的传说。皮埃尔·维拉尔——当年聚会的一分子说：“它是理想国，也是精神家园，人们在那里吃喝过，争辩过，爱过，睡过。”

    圣伯努瓦街依然纠缠着错综的情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杜拉斯仍然和罗贝尔住在这间公寓，他们的爱情已经死亡，但这看起来并不影响他们继续做一对彼此欣赏、平和而互相尊重的夫妻。他们分房睡，陆续有了各自情人，杜拉斯爱上的迪奥尼斯·马斯科罗其时是伽里玛出版社的编辑，是她介绍两个男人认识，而他们一见如故，发展出了终生亲密的兄弟情谊。

    核心是他们三人，罗贝尔·昂泰尔姆日后将根据自己的经历写出《人类》，成为讲述20世纪纳粹集中营最重要的作品。马斯科罗写了《共产主义》，而他所在的伽里玛出版社几乎“把持”了整个法国文坛。无数的座上客：乔治·巴塔耶、格诺、梅洛－庞蒂、莫里斯·布朗肖、克罗德·鲁瓦、埃德加·莫兰，以及这些人的妻子或女友。“玛格丽特讨厌萨特和波伏娃，不喜欢罗兰·巴特，但她请加缪来吃过晚餐。”

    “美妙的集体。她是蜂后。”埃德加·莫兰回忆。下午，男人们还在工作，先到的人有时会在客厅喝一杯，杜拉斯则忙着做饭，在她的小煎锅上焙炒咖啡，用她母亲寄来的丰富的东南亚食材做越南菜。“她掌管一切，做得非常好，有时她还能抽时间写作。”炉子上烧着火，她可没有让它们熄灭过。

    作为圣伯努瓦街女主人的杜拉斯是迷人的，埃德加·莫兰绝不是被诱惑到的唯一一个。在他看来，她眼神柔情，嘴巴充满魅力，“有在感人和滑稽之间摇摆的天性”，喜欢开玩笑、大笑、唱歌，脑子转得飞快。她喜欢和男人们激烈地争锋，对他们的女人则态度谨慎。要说她和她们多少有点敌对态度也不为过。

    相比她正式的丈夫和情人，莫兰自认为他和杜拉斯在对喜剧的热爱方面更加合拍。但在他们的三位一体面前，他却步了。

    他加诸给这三人的影响是共产主义。杜拉斯和马斯科罗先后加入法共，罗贝尔作为有过集中营经历的犹太人，《人类》里流动着对资本主义的消沉反思。圣伯努瓦街的共产主义风暴是一场文学共产主义，杜拉斯在她去世前四年回顾这段往事时说：“我们所有人，当时都赞许着我们尚未认识的东西。”

    像所有理论型的革命者，杜拉斯把他们小团体行动的内在需求大而化之地解释为“对世界不公正秩序的失望和抗议”。但是，如何能指望用共产主义来联结这群人闲散的团结和浪漫化了的消极性呢？曾经带领他们入党的不屈服精神——拒绝承认存在事物的现状——很快就宣告了他们和当时斯大林主义的不相容。1950年代，杜拉斯和马斯科罗陆续被开除党籍(但理由竟是因为不够谨慎的男女关系)，这对他们而言，倒也是一种解脱。

    大家不再是同志的很多年后，“有一天，杜拉斯指责我说，我们之间本该有段艳遇的。”埃德加·莫兰回忆。

    “我说，是的，我们没有在一起睡过，但多年来我们一直都躺在同一张群情激扬的床上。”

    3.印度支那

    《杜拉斯传》的作者劳拉·阿德莱尔曾问杜拉斯该去越南哪里寻访她生活过的痕迹。“你在那儿什么也不会找到。”杜拉斯说，“让扬(扬·安德烈亚，杜拉斯最后一个伴侣)带你到塞纳河边就可以了，离巴黎三十公里，那儿有个小河湾，树叶落下来，沉淀在河岸上，河岸的地变得像海绵一样。那儿不是像印度支那。那里就是印度支那。”

    “我知道。这就是玛格丽特：一切无处不在。没有必要去当地找寻，加尔各答、西贡、永隆、沙砾，所有这些名字都在记忆中涡旋。”劳拉·阿德莱尔写下。对杜拉斯而言，或许这并非夸张，人生的电影始终放映着最初的画面。一切都源自童年，她之后看到的世界毫无用处，“司汤达说得对，无休无止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