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是一种声音”

　　有些读者只喜欢杜拉斯前期偏古典风格的作品，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劳儿之劫》(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认为其之后所写只是“迷醉于欲望、烦闷与孤独”的无病呻吟而已；更有甚者批评她的作品空洞无物、晦涩难懂、文笔抽搐，表示无法接受“由一个词、一个标点组成的句子”；一些拥趸将这种直白洗练比附法国新小说流派，也有研究证明她从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中受到启发。的确，没有雨果的宏大叙事，没有普鲁斯特精美曲折的长句，杜拉斯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法奇特，不拘一格，用细碎的语句铺陈出一连串时而细腻时而粗糙的意象，镜头感极强，这与她本人参与拍摄电影不无关系。最初杜拉斯只是写剧本交由他人导演，如《广岛之恋》；或是参与改编自己的作品，如《琴声如诉》；最终自己拿起导演话筒，如《印度之歌》(India Song)等。有人把她比作文学中的戈达尔：前期作品遵循古典叙事，之后独辟蹊径，探索新的叙事地带。1987年12月，戈达尔和杜拉斯共同录制一期对话节目，但两位“对位者”的思想交流更似一场言语交锋。杜拉斯直言戈达尔无法驾驭写作，戈达尔则颇为不屑地将杜拉斯与让·科克多、萨沙·吉特里和马塞尔·帕尼奥尔几位同涉电影领域的作家相提并论，将他们称为“非主流四人小集团”。从某种角度看，戈达尔此言或许有一定的根据，但游走于文本、戏剧和电影之间的杜拉斯只承认自己的作家头衔。她接触电影的初衷并非是将自己的作品简化为电影，而是试图用电影的方式书写作品，在文学、戏剧和电影等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的交叉点上构建自己的美学，如《印度之歌》的体裁便被她定义为“文本——戏剧——电影”。文学与电影在她身上的共生或许更能让人理解其作品的现代性。杜拉斯写作的时代正是文学遇到电影的历史性时刻，当时流行将经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但杜拉斯对这种改编不以为然：“我不认为一部电影能取代读者与书的二元世界。没有任何必要从无限到有限。我喜欢做的是，对迄今仅限于心理分析的某些精神领域进行无情的追问。”

　　杜拉斯的作品往往在灵感忽至的瞬间，在一种几近疯狂的通灵状态下挥就。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状态：“当一个词来临的时候便让它来，照它原本的样子攫住它，然后快速地书写下来——我称之为‘即刻写作’。”当然，她也会修改句子，但只是变换顺序，并不修改句子本身。如此“原始”的风格在一些人看来是不知所云的呓语，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则如同具有魔咒的诗，有摄人心魄的力量。杜拉斯不是讲故事的人，打动人心的往往是她字里行间的一击即中。她追求的不是古典小说的炼句修辞，而是更贴近生命本身的言说，用新鲜奇异的语言表达着人生在世的不可思议。譬如在《琴声如诉》这部谜一般的小说中，男人和女人在发生过情杀的小酒馆相遇，讨论情杀，再相遇，喝酒，讨论情杀……最后两人拥吻，然后女人离场。情节简单至极，字句清澈直白，叙事严谨简练，可谓洗尽铅华，但就是这日常语言遮蔽了真相，保守了故事的秘密，将读者遗弃在看不到出口的迷宫，明明浮于尘世表象，却嗅到了来自深处的气息，宛如镜中流影的叙事幻觉中蕴含着无限延伸的可能。杜拉斯笔下的人物，在面对漫无边际的人世或莫可名状的寂寥之时，往往发出惊声尖叫，尖叫过后是无边的沉寂。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堪比《等待戈多》里闷热中纹丝不动的树叶，言语在此似乎走到了不可逾越的表达尽头，也许没有什么比断续的语句和零碎的字词更能传达这种效果，正如作家兼记者克里斯托夫·提松说：“在她的笔下有夜，有未加解释之物。”

　　捕风捉影者

　　写作风格颇似杜拉斯的女作家克劳蒂·格蕾(Claudie Gallay，代表作《潮浪情缘》)认为杜拉斯的极简主义代表了她不愿“做文学”态度，而是为了捕捉幽暗的生命本质：“她不放过任何人，包括读者。她挖掘‘痛苦之炉’，对这人人皆有的阴影地带穷追不舍。不能忍受杜拉斯的人大概是难以正视深嵌于自身的一些东西。”杜拉斯的作品里常有一个“我”，与自己相遇，在时光中凝视、遗忘、回忆(《平静的生活》《广岛之恋》)，探索幽深的内心、非理性的状态乃至形而上的冲动。杜拉斯的写作与她的人生血脉相融，那些“天然的悲苦与伤逝”，总能让经历过类似微妙时刻之人心有戚戚。热爱杜拉斯的人群尤以年轻人、艺术家和诗人居多，在个体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自我意识愈发强烈敏感的现代社会，杜拉斯无疑和读者共享了生命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