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的写作源头来自赤脚跑过稻田、凝视河上落日的童年，也来自复杂难言的母女关系给她留下的疏离与孤独。母亲的形象在她的大部分作品中若隐若现，但各有不同(据作家自陈，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母亲在世时，很多事不愿让她知晓，如此，写于人生暮年的《情人》中母亲的形象大概最接近真实)。杜拉斯与母亲的关系极为矛盾，爱恨交织。她钦佩母亲直面生活的刚强与坚韧，因此，在她的笔下，男子的举动往往偏柔弱，而女性则显得更坚强，更有自控力。但另一方面，如何理解并描述一位对女儿如此“冷酷”的母亲似乎困扰了她一生。同样的二元对立也表现在大海这一意象上。大海代表丰饶却具有侵略性的自然，即便母亲构筑的堤坝也抵挡不住太平洋的侵涌(《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大海”(mer)与“母亲”(mère)在法文中是同音词，众多评注者以此为契合点研究过二者在杜拉斯笔下的相似性。大海有囊括万物、摧毁一切的力量，同时也滋养生命，蕴藉深沉，一如母体，让她在溺死于其中的恐惧与全身心浸没蜷藏的愿望之间纠结不定，饱受煎熬。她模糊地感到独处与写作的需要，为了找一个荫蔽之处“从自身解放出来”。

　　杜拉斯说：“我是一个与写作相伴的孤家寡人。孤独意味着：要么是死亡，要么是书。但在这一切之前它意味着酒精。”她从30岁左右开始酗酒，笔下的一些女主角也在杯酒中脱离日常的轨道(《琴声如诉》《夏夜十点半》)。这些女人在杯中物中究竟寻找什么？回答是：“她们活得清醒、圆满却绝望……她们寻找的不是遗忘，而是某种幻想，某种超越自我的东西。”喝酒是为了缓解某种无所适从，遮蔽眼睛所见的荒芜，“酒起到了上帝也无法代替的作用”。杜拉斯的嗜酒似乎恰好应和了19世纪法国诗人热拉尔·德·纳尔华的一句诗：“爱吧，饮酒吧，余者皆妄。”爱情——杜拉斯笔下的爱情以及她本人的爱情，恐怕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主题。但如果仅仅把杜拉斯形容成携着现代包法利夫人(《琴声如诉》)、哼着歌咏感官小曲的“言情小说家”，未免流于表面。杜拉斯一生的感情经历极为丰富，从湄公河畔的中国情人到人生暮年与同性恋男子的忘年恋，这中间她经历过相濡以沫的夫妻亲情，也曾数度沉醉于疯狂的情欲。女作家说，《琴声如诉》和《广岛之恋》里缠绵于无望爱恋的女主角就是自己的写照。在情爱带来的亦真亦幻中，她“发现了自身的虚无与空洞，并找到了谈论它们的勇气”。她认为，爱情可以是脱离恋爱经过外壳的纯粹情感，而这种情感往往与常识相悖，表现为暧昧纠结的情境、悬而未决的曾经和不可触碰的未来。绝对爱情是她的图腾：“爱情总在那儿，即便没有情人。”文学评论家罗贝尔·康特将杜拉斯比作法国传奇歌后艾迪特·琵雅芙，说她们“用同样的调子说同样的故事”：琵雅芙欢快又寂寥地唱着街道的那一边有位幸福的女孩，即是说，在“我”与爱情之间永隔这条不可逾越的街道；杜拉斯写的多是邂逅，两个生命在奇妙难言的一瞬贴近、呼应，又渐行渐远或生生断绝。爱恋缱绻中潜伏着永诀(《广场》《广岛之恋》)，却也是永恒的期待，悬系着或然的另一重生活，因而总有下一场相遇。在这过程之中，生命自显、自化。

　　爱是沉沦，是不朽的拯救，也与死亡相生合一(《琴声如诉》《副领事》)。《平静的生活》一书以女主角弗朗索瓦丝诱使弟弟打死舅舅开篇，弟弟后来情伤难愈，卧轨自杀，在海边度假的弗朗索瓦丝又目睹了陌生人的溺亡。但她也正是在海边的阳光下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生命汩汩流动汇入无限，死亡的阴影在某个让人蜕变的瞬间烟消云散，她终于相信自己可以漂浮在大地之上快乐地老去。死亡不是人生的死结，而是位于开端处，仿佛“弹琴之前奏下的标准音高”：来世之时便已接受这一结局。生是死的激情，在生死观上，走现代路线的杜拉斯似乎回归了最传统的人文主义：“快乐的绝望并不是活着的理由，而是不自杀的理由。生活就在那儿，为何不抓取？……透明纯粹又神秘莫测，为何要拒绝这难以消弭的刺激？”正是因为上帝缺席，所以才要满不在乎，才要活得快乐，在炎夏永昼的生活中，抱着神圣不再的念头，保守着在世的新鲜感，至死方休。在1987年一次访谈中，杜拉斯回忆起幼年嗅着“高原雨水、茉莉花和肉的味道”，“在丛林里冒险，采摘兰花藤蔓，随时可能踩到蛇或碰到老虎”的新鲜岁月。这样的景象仿佛尼采的酒神祭祀，又近似“通灵者”兰波的醉语，充盈着生命原初的苦涩与温柔，使得杜拉斯的书常有盛夏繁茂与腐烂的味道。在《平静的生活》一书中，她借女主角之口说：“我希望心里的夏季和身外的夏季一样完美。”日光之下，虽无新事，却不妨生如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