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源老弟：

　　送了书给我（指《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刘绪源著，已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极高兴。称我为“师”，近乎夸张，不能接受。谢蔚明先生编《文汇增刊》时，你可能编过拙文。

　　此书没有任何八股腔，难得。大的儿童也能读。

　　拜读之后，有两点感想——

　　“人之初，性本善”，未必。但“人之初，性本真”是可以成立的。儿童文学之难，之贵，在此。我三十年前，细读了《野妹子》，不错。

　　李卓吾的“童心说”甚佳。改革开放之初，儿艺演出《童心》一剧，人心一振。

　　如按弗洛伊德学说，儿童的表现，应该基本上属于“原我”、“本我”，而非“超我”。

　　斯坦尼认为演员演出角色，由第一自我进入第二自我。而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实际上也不是本来面目。因利害关系，说的是假话也。斯坦尼也太天真了。

　　“时代精神”与“纯文艺”，人们在理论上事实上蹈入误区的不少。《吕氏春秋》悬之国门，无人能“增损一字”，那是害怕吕不韦，不能认为《吕氏春秋》代表了时代精神。另一方面，“时代精神”似乎是急诊科的药物，而“纯文艺”则是不能立见功效的中药了。说的全是外行话，乞谅。祝

　　春安

　　                                                   蒋星煜
　　                                               2013年4月19日

星煜先生：

　　谢谢您的信！今一早去单位，站在办公桌前，从一堆书报杂志中找出大札，当场拆阅。

　　一气读竟，满腹感怀。您的文字，愈益简略有味了，思路跳脱，断想联翩，每句皆有深意，都是自己思考过的内容，决不随波逐流。这让我想到晚年金克木先生的文字。金先生口若悬河，妙趣横生，思维跳荡，汪洋恣肆，跟他交谈真是难得的乐趣。您的性格谈吐跟金先生很不一样，但您到了94岁高龄，下笔为文，竟与金先生有几分神似，这是很奇妙的现象。

　　您说不能接受称“师”，害得我这封信里不敢再称。但我在这本新书上题写您的名字时，那个“师”字自然而然就跳出来了。这不仅因为书中有个关键的理论内容是在您的启发下，在和您讨论中，得以深化，并终于贯穿全书的；更因为在我写作的这几年，几次接到您的电话，对我鼓励有加，并有切实的指导。在我结束了报纸副刊的繁重编务，开始真正的著述生涯时，您来电话说，要抓紧这样的机会，这是一生难得的好时光，也是真有可能出成绩的时光，要珍惜。在我和李泽厚先生的对话《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出版时，您又来电，对此作出高度评价，您还把这两次对话与我过去的周作人研究进行比较，说研究周作人也是重要的工作，但李泽厚与我们当下更切近，所以更具现实意义，值得做下去。我的这本《中国儿童文学史略》的“序二”，曾以《关于纯文学的论纲》为题发表在《文艺报》上，您读后，大感兴趣，来电和我讨论，并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文中说，纯文学不仅要有真情实感，还要有时代精神；那为什么‘文革’　前被称为有‘时代精神’的一些戏剧、小说，现在回过头来看，都不是纯文学，反而大多是说教的、概念化的呢？”就是这一问，使我对“时代精神”的探讨又有新的进展，并将它渗透于整本“史略”。当这本新书终于写成出版时，您说我能不称您为“师”吗？

　　您信中谈的两个观点，也都有深度。一是说童心很难说是“善”，却可说是“真”。这是极高明的见地，也是您一生观察儿童，也观察社会人生的重要结论。儿童很难说有“善心”，他们最喜欢“恶作剧”，越是不让做的事越想做，看到谁摔跤了倒霉了还会拍手大笑。但要说“人之初，性本恶”，也不对，他们没有坏心，他们的“恶”其实都是游戏，他们没有暴力体验，更没有损人的目的。这就一个“玩”的年龄，他们的恶作剧也是玩，儿童文学要尊重这个“玩”的特性，也要在他们的“真”上发现童趣，这才能创作出最好最有趣的文学。正如您所说，“人之初，性本真”，他们不会掩饰，也不知克制，所以，这还是一个学习的年龄。怎样才可在学会克制并懂得关照他人的同时，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童心之真呢？现在的社会是多么缺少这样的真啊！这正是儿童文学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