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虽然随大规模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追逐利益已成为商业化时代最通行的王道，相应的，商业出版也不可避免会成为这个时代出版人最主要的考量，但出版本应有的传播文化、引领时代的功能并没有改变，出版人在社会发展当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也不应有改变。看看近代中国，最早的书局都由私人资本创立，股份制经营，但其创办者始终能将昌明思想、开启民智放在第一位。陆费逵关注“书业进步”与“国家社会进步”的关系，邹韬奋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早已为大家熟知；再看看外国，如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将“完美无瑕的文学趣味”置于“不可思议的商业本能”之上，企鹅出版公司的艾伦·莱恩称“一本书不是一罐黄豆”，长久以来也传诵人口，后者与董秀玉先生强调出版“一定要有人文关怀”，不能把文化“跟萝卜白菜一样卖”可先后辉映。我不知道，对照现今出版社乐意出的书，还有前些年一首打油诗的调侃——“学者电视说书，小说穿越盗墓，潜伏就在职场，养身手到病除”——我们的出版人是否有弃城失地的痛切与自责？ 

　　或以为，出版社要生存，不得不如此。我看短视了。眼下，许多业内人士都在感叹国有出版社如何不善经营亏损严重，上市后摇身一变，居然成了民营书业套现的救星。其实，现如今这些出版社只有变着法争项目、拉赞助的本事，离真正的出版市场越来越远，以至民营出版渐渐成为图书市场的主宰。在它们当中，就有“新经典文化”那样，从成立之初就专注经典出版不考虑商业获利的，但通过推出正版《百年孤独》等好书，人家照样打出了品牌，稳占了市场，谁说走经典路线就一定为市场所弃？但尽管如此，有些出版人还是后悔自己转型太慢不够市场化。由于利字当先，功利过头，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在与更热俗的网络竞争中败下阵来。有的人进而佩服郭敬明，这个如今已是大出版社驻京分公司副总的年轻人，只“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并不惮以偶像经济充任社会的主流价值，但他将手下作者当艺人经营，按需下单，按流程生产，并一夜成名，快速致富，这与出版的本意是否杆格？我认为，当此生活现实日益与人的精神价值相背离，出版人是更需要有文化意义上的韧久反抗的，是更需要相信知识生产与文化消费对型塑社会的巨大作用的。图书作为商品固然有物的属性，但更有文化的价值，且这物的属性也要靠其所含带的文化价值转换生成。更不要说，它还有以自己出色的品质，创造和引领市场需求的责任。 

　　故一味跟市场走的出版人不仅缺情怀，也没出息。要这样的人能视出版为最堪投入的终身志业，然后以全副心智，既与之出入相随，复一辈子相视莫逆，根本不可能。自然，他也没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上附着一种不失赤子之心的情感温度，还有感性与知性交融的生命热度，并能投入，有担当。所以，对出版这一行的界说，从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不懂出版专门知识的人肯定做不好，只懂出版专门知识的人也未必做得好。顺便一说，这或许也是近几年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并不受欢迎的原因吧。 

    在传承、借鉴和创新中发展 

　　明乎此，我们才谈得到做强做大与开拓发展。首先是传统典籍的整理出版。近年来，从“七全一海”到各类传世藏书出了不少，但如何加强资源整合，创新技术手段，有系统地整理出版从甲金、简帛、石刻到写本、文书等各类文献，并且不仅关注四部典籍，还兼及天文历法水工农医；不仅关注国内，还兼及海外，有许多事可做。中国古籍流失日本300万册，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60万册，被英法掠走的更不计其数，实施这部分古籍的出版实在刻不容缓，需要出版人站在上述人文高度予以切实落实。要明白古籍承载的是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其价值不能用市场衡量，故一定要精心组织，既精校细勘，复集注汇评。余英时曾说：“清末以来，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有功焉。”确实，中华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十三经注疏》等堪称典范。今天我们要求发扬光大其精神，并非为骸骨迷恋，而实有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特别的关切在。 

　　记得章太炎说过，国学是一个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但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也未尝或闻。鲁迅更说，国民发展之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察其所怀，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反顾，以进光明之长途，以念辉煌之旧有，故能使新者日新，而古亦不死。结合两位先哲的意思，我们显然能够体认古籍之与今人的意义。对出版人来说，要发扬这层意义，尤必须树立“历史即当下”的宏通意识。清末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有言：“以旧眼读新书，则新书皆旧；以新眼读旧书，则旧书皆新。”只有以“新眼读旧书”，并“以新眼出旧书”，我们的工作才有洗发传统的新意，才能传承文明，化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