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300年历史的现代出版业始终面对的出版道德问题，在当下中国凸显得尤其醒目。出版人的粗鄙与浮躁，出版生态的单调与不和谐，类似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科学、通俗与高雅，乃或编书与做书、出书与销书的矛盾，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正所谓“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故如何提升与引领社会，并为此拒绝平庸、偷惰与低俗，拒绝向商业投降，作码洋的俘虏，是摆在今天出版人面前一道严峻的考题。

    今天的出版界空前繁荣，每年出版图书的数量相当可观，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在选题策划上媚俗，营销策略上“媚市”，甚至伪书、攒书和买卖书号，种种失范现象背后，都看得到市场化过程中膨胀的商业泡沫。我们无意将话说得太过峻刻，但事实是，已有300年历史的现代出版业始终面对的出版道德问题，在当下中国凸显得尤其醒目。出版人的粗鄙与浮躁，出版生态的单调与不和谐，类似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科学、通俗与高雅，乃或编书与做书、出书与销书的矛盾，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岁末年初，业内最忙的时节，或许在座各位，看到的多是各种最优评选的此起彼伏，但于另一些人而言，却无法忽视那些年度烂书榜的如影随形。 

　　“人文精神除追求意义与价值之外，还有强烈的超越特性。即它十分关心人作为精神存在的完整与自足，尤致力于维护人幽眇的神秘性和不可言说性。为此，它总是俯身下来，关注直觉、幻想等极具洞察力和穿透性的潜意识活动，给予那种瞬间的灵光闪现和莫名的内心冲动以最大的理解和包容，哪怕这种灵光与冲动多属无用，哪怕反映这种灵光与冲动的图书多属小众不能暴红。因为受人文素养的熏陶，人们知道真正能养成人以更符合人性的审美眼光阅人阅世的，恰恰是它们。” 

    亟待拓展的知识视野 

　　出版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平庸媚俗乱象，首先与出版人受限于知识视界，没有高屋建瓴的策划与组织有关。譬如各类原创图书缺乏，尤其学术类图书，长期由引进唱主角，且编校粗糙，质量平平；而一般图书则碎片化、娱乐化泛滥，格调不高，跟风现象严重；至于财经励志类图书则多克隆封面，“四大名著”多重复出版，更是业界常态。还有的出版社，因贪馋不退货和回款快，直接将出版经济做成“教材经济”，如此因袭偷惰，最可唏嘘。面对这种均质的平庸与粗鄙，老出版人董秀玉直言“不敢去书城”，“也不喜欢大书店”。身在界外，个人的观察，这固然与早先作为垄断行业的出版社靠书号资源、行政运营养成的积习有关，但由此形成的对知识创造的轻忽与怠慢，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这里仅就图书输出一点，来谈出版人知识视界过窄与创造力不足的问题。记得2003年，商务部有过统计，与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相比，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逆差高达86亿美元，其中，包括图书输出在内的文化服务贸易的收入尤其少得可怜。当然，“十一五”以来情况有所改观，我们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开始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版权输出数量与品种都有所增加，输出与引进比也进一步缩小。特别是2005年以来，每年参加全球书展书市，有千余种图书通过对外推广计划和经典出版计划走向世界。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的对象国和地区还不广泛，如2010年版权输出总量的一半是对港台和韩国，且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图书仍较少，即使有，也多以知识大全与历史集成的方式呈现，不仅解读表面，线条尤其粗浅，显见对海外市场与读者需求并不十分了解。有些学术书水准不低，无奈其不说明资料来源，或索引不全，常常因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而遭到对方拒绝。 

　　我们的发言权在不断流失，我们无力影响全球性的价值推展和制度安排，被人投诸边缘，视为“他者”。这种具有普适价值的重要学说和通行规则很少体现“中国因素”，更少由中国人来确立和制定的现状，显然与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为今之计，如何以全球化考量为背景，冷静下来，沉淀下去，努力提升图书选题与内容的前沿性、普适性，还有编校装帧的质量，让出版人真正成为一个通晓全局、专精一门的专家内行，既不枵腹充数于业界，又不塞耳自外于学林，同时又虚心学习他人，积累经验，在产品、版权与技术、资本等各个环节上切记用功，在海外收购、投资或创设出版公司及书店等方面刻苦钻研，从而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赋予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更丰富的内涵，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亟需出版人有更开阔的知识视野，在各种出版实务上痛下工夫。现在大家都知道版权代理、合作参股等资本运作方式的重要了，这些在西方发展得已经相当成熟，并有效衔接了作者、出版与读者三端，成为版权价值战略性开发的催化剂，但它对版权经理人的外语水平、国际版权贸易法规的熟稔程度，还有各类中介机构的周知程度有很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