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欠缺太多。从出版内涵来说，了解国际学术走向，熟悉业界书情动态的专门人才还很缺乏；从出版运作来说，掌握版权贸易的行家尤其不足。以学术出版而言，连一部《中文学术写作及编辑出版手册》都还没有，许多必要参数也不在出版社年检及评估中反映，怎么可能敦励出版人从观念上统一认识，在规范规制上奋起直追？又怎么能使之克服码洋崇拜和GDP游戏，真正了解到如果不改变现状，即使中国图书走出去也无济于事？以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为例，我们租的展区面积不可谓小，参展图书也不能算少，但好书难觅，最多的仍然是上述线条粗浅、解读表面的空泛之作。有学者称之为“无非四大名著的简写版，经典戏剧的故事版，琴棋书画的入门版，花鸟鱼虫的赏析版，老庄孙子的戏说版”，再加烹饪养生书若干。 

　　在我看来，倘若学术文化的价值悉数为利益放逐，纵使我们占有了市场，也仍然不会有发言权。而所谓出版“走出去”，应该是有品质的出版“走出去”，是中国文化精品“走出去”，现在出版人走出去了，但却只留下中国的经典思想“览镜心情只自怜”，怎么能不让人慨叹？还有，那些天，莫言要获诺奖的消息已经传出，各种赔率也有发布，但书展上却没有莫言小说专架，官方《参展商手册》也无反映，如此应对，或许出于疏忽，但缺乏董秀玉先生所说的“视野要广阔一些，要有前瞻性，要关注各个方面”的出版人专业素质和知识视界，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 

　　 期待人文素养的提升 

　　上述忽视知识视界的开拓，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因为掌握各种与出版实务相关的新知识，对任何一个出版人来说都是可能的，但为什么要掌握，掌握以后做什么，却只有那些别有追求的人才会思考。而有没有这种追求，正关乎这个人的人文素养。作为人关怀意义价值而形成的综合品质，人文素养不仅体现为人对个体生命的深刻究问，也包含对社会责任的清醒认知。它以自己的关切之深与关怀之广，涵摄一切知识追求，从而使所谓科学素养、技术素养，乃或出版人素养等等，都不过是它在不同实践领域的变化运用而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任何可与人文素养并列的其他素养。以此我们来看上述出版人的平庸、因袭与偷惰，显然与人文素养的缺失有关。而放大至于整个出版界，则与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边缘化有关。 

　　我们照例从一点切入，谈谈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人如何在审美与功利的颉颃中，高扬出版作为文化传播的神圣属性问题。各位知道，人文精神除追求意义与价值之外，还有强烈的超越特性。即它十分关心人作为精神存在的完整与自足，尤致力于维护人幽眇的神秘性和不可言说性。为此，它总是俯身下来，关注直觉、幻想等极具洞察力和穿透性的潜意识活动，给予那种瞬间的灵光闪现和莫名的内心冲动以最大的理解和包容，哪怕这种灵光与冲动多属无用，哪怕反映这种灵光与冲动的图书多属小众不能暴红。因为受人文素养的熏陶，人们知道真正能养成人以更符合人性的审美眼光阅人阅世的，恰恰是它们。 

　　譬如你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你必定会体认到这一点。加拿大作家爱特伍德就曾直言自己写小说是为了赚钱养家，还有博取别人的尊敬，但事实上，她还为其他一些目的，长年累月在痛苦中不离书案，譬如“为替死者发言，赞美繁复无比的生命；为赞颂宇宙；为带来希望与救赎的可能”，后者就基于超越的追求。那么对出版人来说，又如何践行其意，将看似名正言顺的商业出版，提升为更富内涵的“人文出版”呢？转企改制，特别是改股上市以后，出版社的事业体制被打破，市场主体得以重塑，所以现在各位总将按业绩考核，对股东负责挂在嘴边。我认为这些都对，但又想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出版人再也无需体认市场经济不能自发产生道德这一严峻事实，再也无需三思社会效益是出版社最大利益这一高尚命题？而一个出版人，如果一味向资本看齐，为利润让路，甘做热俗的拥趸，轻忽憨直的殉道，又是否是对人深在的情感诉求的简化，对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的精神体验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