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出版家。能够承担文化传播道义是出版商与出版人的分野。出版家是出版人中的精英，出版家的涌现是要建立在适度规模专业出版人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人的专业化是当下更为迫切的现实需要。当前出版人专业化是在现代性中展开的，研究并解析现代性对出版人专业化的制约因素，是涌现时代出版家的基石。

出版人专业化实际上是技术型专业化    在今天现代性作为社会主导性范式的时代，“专业”成了理性化、科学化、技术化的代名词。人们所说的专业，只是指现代性意义上的技术型专业。反观历史，我们知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知识观和效能观，从而构成不同时代的专业观。前现代性以神性为核心特征，其专业如牧师与神话和宗教有关，谓之神圣型专业；现代性以理性为核心特征，其专业如工程师与自然科学有关，谓之技术型专业；后现代性以文化和境域为核心特征，其专业如作家与文化和理念有关，谓之理念型专业。这表明，社会背景蕴含着专业观，一个职业的特点如果与这种专业观具有契合性，则可能实现专业化；同时，职业的特殊性与特定时代的专业观之间的契合度直接影响着一个职业的专业化命运。

    现代性接受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追求可观察、可计算的效果，并根据特定职业的科学基础和实证功能赋予其权力和地位。现代社会催生了技术型职业的专业化，是技术型职业的关键期。在现代社会民众眼中：专业，就是那些成功地通过知识获取了权力的职业；专业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职业在科学知识、技能的基础上利用自己所提供的实证功能去搏弈权力的过程。由此可见，当前的出版实践中，出版人专业化实际上是现代性意义上的技术型专业化，这种现实不仅难以使出版人职业发展成为专业，反而会出现职业异化。究其原因，是因为在转型过程中忽视了出版人专业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契合关系，从而陷入了出版人专业化的现代性困境。

出版人专业化缺少专业化根基    专业的内涵被仅仅局限在现代社会的技术型专业之中，并从知识、权力与伦理等诸多方面衍生出现代性的专业特征。但出版人专业化却往往与这些现代性专业特征相抵牾。

    知识是专业的根基。出版人专业化应建立在成熟的出版科学基础之上。出版科学并不被现代性接受为成熟的科学，是对出版人专业化的致命一击。在现代性中，人们只把自然科学知识看作是真正的知识，实证主义成为判断知识正确性、有效性的通用标准，自然科学是知识王国的主宰，并把自己的标准和模式树立为知识的意识形态，贬低、压制和规约着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于是，出版科学知识品性上的人文性与现代性的科学知识型诉求是不对称的。

    我们在承认现代性的知识型具有片面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出版业在长期计划经济的笼罩下，出版科学尚有很多先天不足：一是定位不清。从1983年在全国高校设置编辑专业始，这一行业到底是叫编辑学、出版学，抑或编辑出版学、出版发行学？至今搅缠不清。二是理念贫乏。全国设置与出版相关的专业或学科的高校虽越来越多，但作为学术型代表的博士点仅靠特批挂靠在传播学或管理学之下，大学出版专业大拼盘似的边缘专业课程也是理论苍白的表现。三是人才匮乏。一方面大学出版专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98％做出版的人不是学出版的，全都是以无知者无畏的勇气，自摸门道；一方面“出版无学”、“编辑无学”不仅是业内很多编辑出版者的共识。究其原因，很多人认为出版只是一种经验，不能算是一门知识或学术，这种经验是不能成为一门职业专业化的根基的，因此出版这个职业失去了对外行而言的神秘性、高深性和复杂性。出版科学的发展不仅需要科学理性，更需要人文理性和实践理性，但实证主义取向的现代性是不会支持它发展成为科学的。没有专业化的稳固根基，出版人专业化也就无从谈起。

出版人在现代性中明显失势    权力也是现代性制约出版人专业化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从宏观上讲，是国家权力与出版人专业权力之间的矛盾，即出版人职业维护意识形态和再生产主导性价值观的任务与出版人职业自主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具有越时代性，所以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从微观上讲，当下经营管理权力与出版人专业权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一对经典性矛盾。

    在现代性的强势影响下，出版社早已建构成为追求效率和控制，并强调可计算性与可考核性的严密组织。虽然出版社中多数人员是编辑，但经营管理部门拥有的关键权力，大至管理书号、安排印刷、发货回款、资金使用，小至办公用品和职工福利的采购，无不说明了权力的导向。在很多出版社，编辑虽拥有知识性权力，但可怜的是，这种独特的知识基础并不被现代性接受为成熟的科学知识，所以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编辑活动对于经营管理者而言没有独特神秘性和深奥复杂性，而通常事实是当人们只有在对特定领域的无知从而无能时才会让渡权力给有知有能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