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国外新知的引入和原创思想的培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翻译出版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不仅比较系统地呈现了人类知识的基本谱系，也为国人新思想的发生拓展了空间。像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文化与传播译丛”、“现代性研究译丛”，中国社科出版社的“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国际学术前沿观察”丛书，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丛书，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东方编译所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都在学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就个人而言，直到现在都无法忘记，当初拿到上海译文社出版的卡西尔《人论》和三联书店出版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时，是怎样的“一日三摩挲”。 

　　以此为基础，眼下中国知识界由学习、借鉴而发扬，在学术创造上正走向日渐成熟的境地。当此际，出版人尤应拿出最大的热情，既启领引逗其出新，复如影附形地刊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比量，许多时候不在于谁在“做什么”，而在于“怎样做”。相信在对这种“怎么做”的关注中，许多不同于其他文化的新知见和新创获，会在其所依据的历史-文化环境中长养扩充，绾聚成形。早些年，学界曾讨论过“失语症”问题，重点在离了西方思想，我们是否还能言说。现在大家知道了，东西方文化有其等值性，传统文化有危机，西方文化同样有危机。所以，如何转危为机，在当下的语境中助成新文明的创造，新知识的成形，并有以教育青年，启迪大众，当下出版人的任务一点都不比晚清、五四和改革开放之初少。同时，要明白知识的背后是有意味的文化，文化的本质落实为人的行为模式与生活方式，故创造一种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让它能以主体自身的生存发展为根据，并充分体现其创造能力和自由追求，然后以载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延展开去，是出版人的天职，也是其人生幸福之所在。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期许，或许出版人无须配合政治，但请一定别忘了引领时代。 

　　最后，我想引用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的话来结束自己的讲演：“这个世界有一些东西，从比我们远得多的过去来，并将去到比我们远得多的未来。”自然广阔，人性幽邃，而永恒世界更期待人的探索和开显。这当中，出版人是能够有独一份的介入，成就独一份的贡献的。有人说，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出版大国，但我想说，要真正获得世界影响，真正为人类的“知识共同体”贡献出独特的中国经验，我们还要做更踏实的努力。 

　　为了早日达成这个目标，我们愿再次确认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并承认出版如要“化大众”，确实先须“大众化”，须像古人那样，做到“嘉惠里耳”。但另一方面，正所谓“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故如何提升与引领社会，并为此拒绝平庸、偷惰与低俗，拒绝向商业投降，作码洋的俘虏，是摆在今天出版人面前一道严峻的考题。要知道，有时畅销和码洋并不是品质筛选的最好手段，而库存反而是。其情形正如我们评价一个人，有时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是伟大。犹忆50年前，托马斯·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初出版，两年内才卖掉900多本，但今天，他的“范式”理论和“不可通约性”的高谈，已成人们绕不过的常识。作为一个成熟的出版人，应以助产这样的经典为职志，所谓知识视界在此，人文素养与关怀也见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