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月20日，这是两位当年同桌共读的双子星座的最后一次相晤，一位病卧在榻，一位行色匆匆，自此一别，“文革”浩劫将如山洪暴发般汹涌逼来，彼此各如不系之舟，无力自控，随风飘逝，此生再无相见聚首之日矣，此生亦无把臂叙旧之日矣。

　　1964年4月竺可桢飞赴广州视察南方科研机构，顺道至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

　　四点至中山大学，至姜立夫和陈寅恪家中。在姜家先略坐，然后立夫同至寅恪处。见寅恪更苍老，因去年臀部落地骨脱节未治﹝愈﹞，迄今接不上，所以只能卧床或坐手推车。寅恪对于渠为杨树达所著书一序未能刊出，甚不以为然。又在1962年9月Eastern Horizon（东方地平线）中在Mote书评，曾提高到渠近作明清之交的历史问题。我允为之查复。临行时在阳台上拍数照。（《竺可桢日记》第十二卷，1964年4月13日；《竺可桢全集》第十七卷第99页）

　　1962年秋，陈寅恪右腿跌折，因年老未能动手术，致腿伤未能恢复。次年，侄女陈小从自武昌来探望：“时腿已折伤，人也瘦得很，见时心里很难过。幸六婶还康健，并有护士帮助照顾。”（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60、162页）因此竺可桢在1964年见到的陈寅恪自然“更苍老”。

　　文学家杨树达是陈寅恪的好友，1942年陈寅恪曾应邀为其《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一书作序。1950年杨树达拟出版此书，他在日记中写道：“陈寅恪前为余序《小学金石论丛续稿》，颇赞余《金文说》之美。余今取《金文说》别行，拟仍取其序冠卷首。如此，文字不能无所改易，前日书与寅恪商之。今日得复，允将文中书名更改。并云：‘杜诗说极精；汉圣之名，真不虚也。’此答复余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者。过誉，令人愧煞！”（1950年6月20日，《积微翁回忆录》第3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杨树达的文字造诣极深，陈寅恪序中曾有“尝闻当世学者称先生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之语。杨本人亦自视甚高，尝言“平生私淑高邮王氏，治学方法相同，故人言云尔。论学历，有愧清代诸大师，但小学亦颇有突过前人处耳”（1952年2月3日，《积微翁回忆录》第340页）。除了陈寅恪旧序之外，杨树达还邀请古文字研究的北方重镇于省吾（字思泊）为其《积微居金文说》增作新序。

　　必须指出的是：杨树达不仅学殖深厚，享誉士林，尤为难得的是还具有显赫荣耀的早期革命履历。民国初期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一役中，他曾经有幸与同乡毛泽东并肩战斗。杨树达在1952年收到毛泽东回信“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之后，在日记中写道：“1920年驱张之役，余与毛公同事，故有违教一语也。”（《积微翁回忆录》第345页）因此，大陆解放后，杨树达虽然未必似乡人章士钊如鱼得水，但心情还是相当舒畅的。可惜好事多磨，他后来接到“编译局来书言，《积微居金文说》序文经研究后，陈寅恪序立场观点有问题，于思泊序无刊登之必要，自序可保留云”（《积微翁回忆录》第345页）。科学院下属编译局删掉好友陈寅恪序文之举，肯定使得杨树达大为不快。过了二日，当杨树达阅读过气象森严的苏联《联共党史》后，对于大局形势方有禅宗所谓顿悟之感，自述：“近日阅《联共党史》，时有开悟，心情为之小变，或者是进步处邪？”（1952年5月4日，《积微翁回忆录》第345页）

　　《积微居金文说》于1952年9月出版，陈寅恪从杨树达来信中得知序文已被当轴者删去，遂于此年12月6日回信道：“大著尚未收到。贱名不得附尊著以传，诚为不幸，然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著，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积微居友朋书札》第9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此话自然是安慰相知甚深老友的门面话，在陈寅恪本人而言，却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故相隔十多年后，他对前来探望晤谈的竺可桢还要旧事重提，强聒不舍，“寅恪对于渠为杨树达所著书一序未能刊出，甚不以为然”。

　　1964年4月这次晤谈中，陈寅恪向竺可桢提及海外学者关注他近年的研究动向，即“近作明清之交历史问题”。 陈寅恪著作中涉及“明清之交历史问题”显然是指《柳如是别传》一书，但此书动笔于1953年，完稿于1964年，直至1980年方出版问世，则1962年之际海外学者何由得知目盲年衰的陈寅恪在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呢？认真查考一下，原来此事亦是拜时代风气之所赐。早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前，陈寅恪在从事这个专题研究的工作“作为他所在学校迎接国庆、实现史学跃进的信息，刊登在《历史研究》杂志上”（何龄修：《〈柳如是别传〉读后》，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61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

　　“深人无浅语”，尽管陈寅恪的这本著作在1962年尚未完稿，但已引起海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及期待。

　　同年6月，竺可桢从正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担任编辑工作的胡道静那里了解到陈寅恪几本著作滞迟出版的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