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共产党大军横渡长江，直逼南京，国民党政权无奈败退孤岛。江山变色、风声鹤唳之际，大陆一些学者依据自身与国共两党的亲疏利害作出了各自的选择：如傅斯年、李济追随去台，胡适、陈源飞赴欧美，钱穆、唐君毅栖居香港……天崩地坼，一阵阵硝烟散尽之后，才能看清各人的站位及姿态。

　　1950年夏，竺可桢才得悉老友陈寅恪的确切行踪：

　　梁方仲来，知渠在岭南大学一年，与姜立夫及陈寅恪同事。立夫夏季愿来京，因渠知数学筹备委员会渠已不在筹备主任之列，单任委员而已。寅恪则任唐代史及元微之、白乐天之诗，目已几全失明，但由助教写黑板云。（《竺可桢日记》第七卷，1950年7月4日；《竺可桢全集》第十二卷第134页）

　　以明代经济史享誉学界的梁方仲（1908-1970）于1949年3月出任岭南大学经济系主任，与姜立夫、陈寅恪同在一校，因此他赴京拜访竺可桢时通报了陈寅恪的近况：眼睛基本上失明，但仍在校中中文系与历史系讲授两门课程。这一年，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由岭南大学“印成直行线装本”问世。

　　过了一个多月，姜立夫从广州来京，同时带来了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近况：

　　八点半至院。九点姜立夫来，渠现在岭南，下年仍将回该校。据云陈寅恪在彼尚好。渠此来系经过杭州、天津，谓渠家已全在广州，子女二人均十二三岁。岭南天气于彼相宜，因胃病天寒不相宜。（《竺可桢日记》第七卷，1950年8月7日；《竺可桢全集》第十二卷第155页）

　　姜立夫（1890-1978），早年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回国后单枪匹马创办南开大学数学系，培养了许多人才，是现代数学在我国最早的播种者之一。后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数学会会长。1949年随研究所迁往台湾，同年7月回到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聘在该校创办数学系。陈序经当时曾规定：“陈寅恪可以不参加除上课外的任何活动。”（陆键东：《陈寅恪最后20年》第132页，三联书店，1995年）得此照顾，陈寅恪自可“躲进小楼成一统”，保持一方研究学术的宁静天地。准此，姜立夫可概言之：“陈寅恪在彼尚好。”

　　1955年元旦，姜立夫来拜访，竺可桢进一步了解到老友陈寅恪较详尽的状况：

　　姜立夫来。他于明日即回广州中山大学。据云，陈寅恪与他统生于1890年，与我同年。寅恪虽目已失明，但记（心）﹝性﹞奇好，助教问他问题时，可以指出某书某卷某页云云。（《竺可桢日记》第九卷，1955年1月1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第3页）

　　这条记载佐证了陈寅恪超群轶伦的记忆力。1959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拜访过陈寅恪之后，亦赞叹陈寅恪“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56页）。陈寅恪中年失明，但晚年花费十载光阴撰写《柳如是别传》这部八十万字的巨著，“旁征博引各种典籍，举凡汉唐明清、儒法道释、人事花果、经史子集，据粗略统计，多达六百种以上……引书总数如此，则连参看过而没有引用的在内，恐将近千种”（何龄修：《〈柳如是别传〉读后》，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620-62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虽有助手为之查找资料及记录文章，但主要还是仰仗他本人天赋异禀的超凡记忆力。

　　同年5月，竺可桢因公陪同苏联科学家赴南方考察，途经广州中山大学，因公务缠身，未能访晤老友姜立夫、陈寅恪，不免感到些许遗憾：“回途在中山大学码头登陆，一游校园，惜未见姜立夫与陈寅恪。”（《竺可桢日记》第九卷，1955年5月25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第97页）此日下午两点，竺可桢视察华南垦殖局热带作物研究所，作科研指导。四点“乘车至毛主席（1924-26）主办农村改进讲习班的故居，现成一博物馆。此讲习班共办六班，周总理、林伯渠、瞿秋白等曾为讲师”（同上）。可见竺可桢此次南方之考察，行程安排极其紧凑。

　　1957年2月，竺可桢赴南方考察及参加华南热带资源开发科学讨论会，他终于有时间可以去探望分别十多年的老友陈寅恪。这是大陆解放后竺、陈两人的首次晤面：

　　至中山大学宿舍晤陈寅恪及其夫人，系复旦同学，十余年未见，眼半盲，但尚能认人。相询年龄，知我们两人和立夫均1890年生，我二月生，长他们五个月。并知立夫初病胃，有动脉阻塞现象，住﹝ ﹞医院五楼。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能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出，晤中大校长（副）冯乃超，知中大现有学生二千三百人，已成立研究组，有化学方面，招了研究生。（《竺可桢日记》第九卷，1957年2月18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第516页）

　　这一段文字对研究陈寅恪生平及思想非常重要，但由于涉及对著名数学家华罗庚（1910-1985）为人做事的评价，不免有点敏感，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五卷本中已被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