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日记》无疑是这个日记王国中的古今第一巨无霸，现存十六卷一千三百多万字数已超越晚清四大日记——《越缦堂日记》、《缘督庐日记》、《湘绮楼日记》、《翁同龢日记》——字数之总量。即此一端，就可称之为：伟哉竺公，非常人也！

　　神童的出现，自古以来总会引起世人一阵惊愕、歆羡、嗟叹以及随之而来众星捧月似的赞赏及传颂。北宋大儒程颐曾遇见一个卓荦不凡的十龄之童，不禁赞叹：此儿“日后必成大器”。五年后（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这位少年一鸣惊人，考中进士，参加廷试并荣获第三（俗称探花）——在孔子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年龄已早早取得如此骄人的态势，这样的履历在一部廿四史中亦属罕见，可谓天上麒麟儿，人间俏神童。十多年后，这位青年才俊出使辽国，因功而晋爵为“淮宁伯”。将近半个世纪后，南宋大儒朱熹为这位当年的英俊少年写下了一篇《宋淮宁伯竺简行状》。

　　孟子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此言系针对一个民族而言。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或许九百年方能再降生一位享誉中外的人杰。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上虞人，中国气象学界和地理学界一代宗师。早年系哈佛博士，中年为浙大校长，晚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浏览过竺可桢的四卷文集及通读完他的十六卷日记之后，深感这是一位西方自然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罕见博雅人物，也是一位在传统“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中皆有建树的卓越人物。

　　综观其一生，竺可桢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几乎可说是绝无仅有之异数，得到国共两党领袖在不同时代的器重。他早年出洋镀金，留学哈佛，具有知识学问上的强大优势，归国后又具有深厚的政治资源，国民党高官邵元冲、蒋作宾是他的姻亲，国民党大佬吴稚辉是他的远亲（可参见《竺可桢日记》第五卷，1946年9月11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卷第204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因此盛年能够大有作为，在科研与教育领域创造辉煌业绩，一展平生抱负。否则即如才华卓绝的钱锺书，由于时运不济，中青年只能坐困“孤岛”上海，赋闲在家，纵然写出瑰奇的《围城》和精湛的《谈艺录》，当时也得不到相应的评价。此即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

　　1949年之前，由于竺可桢的学术威望及卓越成就，加上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猖獗横行一时（傅斯年对此曾痛加贬斥及辛辣嘲笑），身为大学校长的竺可桢身不由己被入国民党（可参见《竺可桢日记》第四卷，1944年8月24日；《竺可桢全集》第九卷第171页），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竺可桢日记》第十四卷，1968年7月8日；《竺可桢全集》第十九卷第161页）。笔者认为：当年国民党党部对于大学校长的强行“党化”——这种违背个人意愿的挟持“入党”，无疑可以视作是一种政治上的绑票。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几乎是“汉曹不两立”的国共尖锐对峙期，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沉重的政治包袱。身负如此沉重累赘历史包袱的竺可桢，1949年之后仍奇迹般地被器重，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多次接见及宴请交谈，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十九个显赫职务（见《竺可桢日记》第九卷，1957年《杂记》；《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第736页）。    

　　七百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两次派遣大军发动声势浩大的海上远征，如果具备一定的气象学知识，则后来屡屡侵华肆暴的化外蛮横之徒日本岛国或许早已成为中华帝国的一个 “海北岛”，从而与海南岛遥相呼应，打造成一根包括台湾岛在内的环太平洋珍珠项链，以拱卫我五千年传承的熠熠煌煌华夏文明，亦不致明代以降屡遭倭寇小毛贼频频骚扰。

　　历史不是童话，时光亦无法倒流，否则的话，忽必烈的王朝只要有幸敦聘一位竺可桢式的气象学专家——试看天下谁能敌，蒙元东征大军锐不可当的锋镝必将像烤羊肉串或冰糖葫芦串似地洞穿日本列岛，东亚的版图及疆域区划亦将随之焕然一新，何劳前几年日本某位有点见识的政治家苦心孤诣地提倡“脱欧归亚”，以致引起大洋彼岸自由女神裙下的山姆大叔一阵惊慌，深恐卵翼之下降伏多年的东洋小武士脑生反骨挣脱羁绊要重争自由与独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