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竺可桢赴广州参加广东科学馆开幕典礼及广东省科研规划（1958-1962）会议。会议间歇，竺可桢去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

　　十点至河南中山大学钟楼对面晤陈寅恪，他精神和去年相似，惟稍胖。我约其十二月去京参加学部委﹝员﹞会，他说他不耐开会，但﹝愿﹞到京听戏，不是听梅兰芳，而是听张君秋云云。他对于仲揆、孟和统问到了。至楼下，杨秘书为我们拍一照。寅恪夫人说我们是五十年前在复旦同桌读书的人。次晤姜立夫，他精神比去年好，也愿于政协开会时去北京，他与陈省身也久未通讯云。十二点半回。（《竺可桢日记》第十卷，1958年4月21日；《竺可桢全集》第十五卷79页）

　　陈寅恪失明之后仍然勤于著述，业余娱乐唯有听听京剧。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享誉中外，但陈寅恪却喜欢听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演唱。1952年，陈寅恪曾作诗一首“壬辰广州元夕收音机中听张君秋唱祭塔”。陈寅恪仅是在收音机中聆听，身居京城的竺可桢则“近水楼台先得月”，1957年元旦：“晚七点至怀仁堂〔集〕会拜年，毛主席、刘委员长、朱副主席统到，遇聂副总理。七点半看京剧晚会，有李多奎《钓金龟》，张君秋（起白娘娘）《祭塔》，谭富英、裘盛戎《捉放曹》，马连良《失印救火》（《胭脂宝褶》中一折），统唱得很精彩。”（《竺可桢日记》第九卷，1957年1月1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第491页）1960年，张君秋南下广州演戏，陈寅恪为此又赋诗一首“庚子春张君秋来广州演状元媒新剧时有人于台前摄影戏作一诗”。这些记载或可为陈寅恪对竺可桢所说“但﹝愿﹞到京听戏，不是听梅兰芳，而是听张君秋”添一解。

　　1961年2月，竺可桢赴广州及海南岛出席热带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会议，百忙之中，他仍然不忘老友陈寅恪嘱托之事，在日记中记道：

　　谢三宾，《一笑堂诗集》，陈寅恪要，要抄一份，北京图书馆。（《竺可桢日记》第十一卷，1961年1月30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六卷第17页）

　　《一笑堂集》是晚明谢三宾诗集，刻于康熙年间，既不收于《四库全书》，也不见于《中国丛书综录》。此类罕见书，陈寅恪亦唯有拜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这位老友，方有能力从北京图书馆借抄一份。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其宗旨是阐发“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柳如是反清复明的事迹，“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间要阅读大量明末清初士人之著作，而作为降清人士谢三宾的《一笑堂集》自然亦在参考书之一。

　　中山大学教授冼玉清1953年曾赴北京，拜访文史专家邓之诚，为其昔年所作画卷《旧京春色》求邓题词。其间，冼玉清向喜欢藏书的邓之诚通报了一些古籍聚散消息：“冼（玉清）托人取手卷去，并告知：伦哲如卖与北京图书馆之书，有李驎《虬峰文集》二十卷，谢三宾《一笑堂集》四卷，沈寿民《姑山遗集》三十卷，杜登春《尺五楼诗》九卷，周在浚《黎庄集》二卷，皆亟欲一见者，当谋借钞之。”（《邓之诚日记》第6册第361页，1953年9月27日［阴历八月二十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著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一书的伦哲如果然是大藏书家，晚年散出的古籍皆是罕见之书。冼玉清是陈寅恪暮年的挚友，估计是她向陈寅恪提供了谢三宾《一笑堂集》被收藏的所在。

　　1962年2月竺可桢赴广州参加科学技术十年（1963-1972）规划会议。会议开幕之前，竺可桢与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一起去看望陈寅恪：

　　晨六点起，做太极拳。早餐后九点半，至河南区中山大学办公室，先由陈序经招待，通知我和吴﹝副﹞院长所要看的人，即陈寅恪和姜立夫。时去看中大物理系、生物系的人已有不少在等着。我和刘力、吴副院长乃去看寅恪。他住原住的宿舍二楼，精神甚佳而健谈，虽目盲而谈笑风生。吴副院长与彼乃25年前联大老同事，与其夫人亦相稔。谈及供应，说广东供应虽好，但为了北京和各方来人多也穷于应付。粤省对华侨为了赚外汇亦特别优待。谈到英国，云人只知英国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的汉简，而不知Aurel Stein初发现莫高窟时取了许﹝多﹞藏文的稿件，对于唐和吐蕃史料尤可宝贵。其初存于Indian Office，现不知在何处。曾函科学院图书馆，但迄无回信（云已去函二年，其夫人唐君不知其事）。我允回京后为之一查。又谈及今年壬寅，据印度历乃是大灾年。中国相传“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今年阴历年初是立春（晦日），而岁逢摄提格，是宋以来第一次（据我估计大约450年一次）。日月合璧无疑是有的，但五星连珠则未必，盖金木水火土聚于一宿（中国宿又大小不同）乃要数万年才有一次。（《竺可桢日记》第十一卷，1962年2月14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六卷第200-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