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陈寅恪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历史学家。他不仅仅是专门家，更是通儒。他在人文学的研究中已经达到通儒的境界，而其人品，尤表现出高贵的书生风骨，甚至让他身后的学人们大发“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感慨。
　　有关陈寅恪的系统研究，最早当属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该书第一次给予了陈寅恪以全面的评价，并为史家陈寅恪赋予了“难以超越”的历史地位。然而，真正引发“陈寅恪热”的，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因其带有感情地描述传主晚年生活，而深得读者的青睐。此后，《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陈寅恪的史学》、《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与中国文化》、《陈寅恪传》等著作先后出版，在对陈寅恪人生的追忆、学术的评判中，展现了这位大师的独立人格与高风亮节。王震邦所著的《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一书，是对陈寅恪研究风潮的延续，同时，也是对陈寅恪研究的新突破。
　　最近几年来，在众多对于陈寅恪的研究中，多倾向于就相关陈寅恪的文献探索，或就陈寅恪的学术成就从正反面立论；有的学者在关注陈寅恪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时，又忽视对于其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作系统深入的研究与总结；有的学者甚至将陈寅恪简单地演绎为一种历史的符码，随意将一些非历史的东西强加于其身上。王震邦正是在对于研究现状的分析与把握中，在对于陈寅恪的全部著作及有关材料深入细致地研读后，撰写出版了《独立与自由》一书，深入阐释了陈寅恪这位史学大师的学思观点，特别是对陈寅恪的思维运作做了全面的发掘，深化并拓展了陈寅恪的研究，是对于陈寅恪研究的重要贡献。
　　陈寅恪治史的主要成绩，表现在对“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的释证、对佛教经典不同文本的比勘对照、对各种宗教影响于华夏人士生平艺事的考证、对隋唐政治制度文化渊源的研究、对晋唐诗人创作所作的历史与文化的笺证、对明清易代所激发的民族精神的传写等等，而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有创辟胜解；他治史的精神，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他学术思想的力量源泉，也可以称作陈氏之“史魂”。王震邦拿陈氏的史学成就以为其思维运作的印证，拿陈氏的治史精神以为其“发皇心曲”，揭示出陈氏于其学术论证的路径与运用，非仅有其自信，且胸中另有丘壑。同时，又通过对陈寅恪治学“心法”的解读，将陈氏得之西学传统的“辩证法”和历史语言学，以及得自传统中学的“体用论”依序论述，阐明陈寅恪的学思发展。
　　陈寅恪作为一个独具神韵的旷世学人，其史学成就和影响可谓“空前绝后”。遗憾的是，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写过系统论述其治学方法和心得的作品。然而，陈寅恪在史学研究中所秉持的“假设”和论学辩证，几乎贯穿其一生论学的历程，只是这种论学辩证的思维隐而不显，仅能在少数的文章中得窥其对辩证法的阐述，因此，对陈寅恪论学思想的研究向来为学界所忽视。王震邦着重对陈寅恪论学中的“假设”，对陈寅恪研究中颇受关注的“对对子”，以及陈寅恪所倡议的文法研究和历史语言学的发展路径、中文文法的建立等作了探讨，并通过对陈寅恪“中体西用”的思想渊源的论证，昭示陈寅恪的这一持论事实上对于其为人与为学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一生学术志业的操守，且为时贤所推举。这一为学旨归，不但见诸陈寅恪悼王国维自沉的挽词中，也迭见于《对科学院的答复》、《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传世名篇内；它的学术渊源，可上溯至希腊古典文化之精义，与陈氏论学的辩证法亦有千丝万缕的关联。王震邦认为，独立与自由，是陈寅恪论学的核心价值和立身大节之所在。他循着陈寅恪学思进程的轨迹，从中学和西学之间，考掘陈氏论学思维和学术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又辅以过去长期为人所忽视的一些史料，重新呈现了陈寅恪富有个性的一些侧面，补充和增强了对陈寅恪的理解和认识，不但具有新史料，更具新视野和新观点。
　　《独立与自由》在展示陈寅恪论学历程的时候，叙述平实，少有概括评论之语。比如，写陈寅恪“假设”与“辩证”的中古史实践时，列举陈寅恪在《元代汉人译名考》、《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等文中运用“假设”展开论证的诸多实例，并对这些实例作出适当的分析，而不妄下定论。这种尊重事实的态度，不仅传承了陈寅恪本人的治学风尚，同时也秉承了清华学人“出言有据，勿为空疏之学”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