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寅恪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的经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在《与妹书》（初刊于1923年8月《学衡》第20期）里说过的那句“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但很少有人会往下追问，陈寅恪在柏林的藏文老师到底是谁。近读王震邦先生的《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见他在一个脚注（第57页，脚注1）里提到汉学家福兰阁（O ttoF ranke，1863-1946）不仅做过陈寅恪的藏文老师，也是傅斯年的藏文老师：

    据指陈寅恪从福兰克（阁）修藏文，傅斯年1925年到1926年从修，留有笔记。福兰克当年为柏林大学额外教授。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页52.又福兰阁有子傅吾康（W olfgangFranke，1912-2007）也是知名汉学家。 

    福兰阁虽以汉学名家，早年却是研究梵文出身，若懂藏文也不稀奇。但他是否曾在柏林大学教授藏文，却让人大感疑惑。检王先生引用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52页，在傅斯年藏文笔记的两张照片旁边，有这样的说明文字：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修习藏文之笔记，任课老师为H erm anFranke，当时系柏林大学额外教授。陈寅恪亦从他修习藏文。 

    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个问题。首先，《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提到的陈寅恪和傅斯年的藏文老师实为H erm an Franke，王先生误作O ttoFranke.王汎森英文著作《傅斯年学传》（FuSsu-nien：A LifeinC hineseH istoryandPolitics，2006年平装本）第63-64页，也有关于傅斯年在柏林大学与陈寅恪选修H erm anFranke藏文课程的类似记述。该书第64页脚注47并根据JohannesA sen编《柏林大学1810-1945教员名录》（1955；感谢友人杨俊杰在德国帮我核对这本书）指出，H erm anF ranke曾担任藏文的额外教授（ausserordentlicher Professor ofT ibetan）。

    其次，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和《傅斯年学传》中，H erm an Franke一名拼写均误，正确拼法应该是Herma n nFrancke（全名A ugust H erm annFrancke，1870-1930）。此人是摩拉维亚传道会（the MoravianM ission）的传教士，也是著名的西藏学家，他的姓氏F rancke比福兰阁的F ranke要多出一个字母“c”。Francke对西藏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阐明拉达克（L adakh）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方面。他还同西门华德（WalterSim on）一起增订过德国西藏学先驱叶斯开（H einrich A ugustJ？schke，1817-1883）的经典作品《藏文文法》（T ibetanG ram m ar，1929）。

    据V alentinaStache-R osen编著，A gnes Stache-W eiske修订的《德国印度学家像传》（G erm anIndologists，1990），F rancke于1922年在柏林通过教授资格考试，1925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助理教授（associateprofessor），即上引德文的额外教授（亦译编外教授）。傅斯年开始随他学习藏文，正在他当上额外教授之后。另据傅斯年1925年底写给罗家伦的一封信，他为了上这门课还“买了一部藏文法”（《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345页）。陈寅恪学藏文要比傅斯年早，至少在1923年8月（即《与妹书》刊出的时间）之前即已开始。至于陈寅恪的藏文老师是否同为Francke，从王汎森和杜正胜依据和提供的材料里是无法推论出来的。 

    国内研究西藏学的学者，时常会参考到F rancke的著作。希望大家读他的书时不要忘记，他曾给傅斯年做过一个学年的藏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