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否受　《师说》、《捕蛇者说》、《问说》等启迪，《崇德说》的这个书名，颇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崇德说》的作者沈善增，在这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中，进行着一番哲学意义的思辨。他开卷伊始就声称：如以价值取向定位，古往今来的人类文化，只有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两大种。《崇德说》的宗旨是以中华崇德文化与西方崇力文化为样本，对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作价值观的本质属性比较。
　　“崇德文化是过日子文化，崇力文化是想打仗文化。”他又用如此形象的说法恰如其分地稀释着哲学思辨的学斋气，这句有个性色彩的语言，不由人们不想起沈善增的专业身份——上海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成名作为长篇小说《正常人》。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以剖析世事、描摹人性作审美思索的小说家，从事哲学理论思辨，岂不是扬短避长？况且这类“错位”，完全有可能暴露自身学养的某些欠缺，成为学界批评的靶子。理论的索源、概念的区分，文化、哲学、主义、理念、思维，如此等等理论划定的疆域，并非是擅长形象思维的小说家信马由缰的天地。可是，浏览《崇德说》后，却感觉全书之阐释条理分明，论证步步演进，竟然亦颇能自成一说。
　　例如《崇德说》认为：崇德文化之“德”，是指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品质；崇力文化之“力”，是指为个人与利益小团体谋利的能力。崇德文化是“无（超越）我”的文化，崇力文化是“有（执着）我”的文化。
　　又如《崇德说》考证：崇德文化产生于农耕文化，崇力文化产生于以游牧文化（包括商旅文化、殖民文化与海盗文化）。农耕文化是居民的文化，游牧文化是武士的文化。农耕文化以家庭、家族为社会细胞与系统，游牧文化以团队、集团为社会细胞与系统。农耕文化以亲情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礼义来规范；游牧文化以利益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契约来约束。农耕文化重历史传承，重在“久”；游牧文化重新奇开拓，重在“强”。农耕文化推崇圣人，游牧文化崇拜英雄。农耕文化重“和光同尘”，营造整体的安定、统一，以保持整体内部的多样性与发扬个性为前提；游牧文化重竞争，强调征服、整体的效率、团结，以权威与实力为转移。
　　《崇德说》又强调：崇德文化体系与崇力文化体系的分野是一一相对的。除了农耕文化相对于游牧文化，还有生命哲学相对于制造哲学，人本主义相对于神本主义，和谐理念、建设思维相对于冲突理念、战争思维。
　　生命哲学把农耕文化提升到崇德文化的高度，制造哲学把游牧文化提升到崇力文化的高度。
　　生命哲学认为，第一性的是本源本体动力，第二性的是结构，包括物质结构与精神结构。其逻辑构成为立体的、分层次的。高层次者体现在一切低层次者之中，而低层次者之总和不等于高层次者。制造哲学认为，“实在为一切存在之总和”，由精神与物质构成平面逻辑结构，不是物质决定、派生精神，就是精神决定、派生物质。
　　生命哲学认为，任何生命个体都具有两种与生俱来的特质。一者是能够创造出无限可能性的生命活力。这是一种来自本源本体的动力，或者说是本源本体动力在生命个体中的体现。另一者是每一生命个体的局限性以及同一层次生命群体的共同局限，与所有生命体无不具有、无法避免的局限性。制造哲学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没有局限的，上帝或者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是宇宙的主宰。
　　生命哲学认为，一切生命体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平等的，因此，主张和谐、共存，求同存异；认为只有生命体自身觉悟，才能得到彻底解脱。制造哲学认为，造物者和被制造物是不平等的，造物者决定被制造物的命运，上帝决定人类的命运，主决定奴的命运。被制造物要改变被决定的命运，只有反过来成为造物者。因此，西方有机器奴役人的观念与机器人统治世界，控制、奴役人类的非“科学幻想”。
　　生命哲学常对概念进行动态的、功能性的界说，以与把活泼泼的生命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相适应。而制造哲学则习惯对概念进行静态的、定性定量的界定，这与其把一切当制造物来研究的思想方法密切相关。
　　《崇德说》　在对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作比较时，倘若说关于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的分析，偏重于理论索源，那么关于崇德文化表现为和谐理念、建设思维与崇力文化表现为冲突理念、战争思维的区分，或许在注重实际运用。
　　《崇德说》进而在如何“建设”的问题上提出：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亟需注意文化建设要尽快跟上，否则，就会造成经济建设的瓶颈。经济、文化一定要同步、平衡发展，跛足是走不远、走不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