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增先生的《崇德说》是一本智慧之书。读完，我竟无法将其归类于某种文体的范畴中，阅读时代多元化维系的语境下，这本涉猎广泛的“崇德”之书，在后现代工业社会的今天，其彰显的意义变得更为具体和重要。中华文化有着深远的农耕文化的积累过程，伴随着这漫长历史生涯的不仅有着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也有着血腥好战的游牧文明，这二者相得益彰，筑成古老的中华文明古国。本书认为以老孔庄、儒释道心谛为代表的中华“崇德文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崇德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生命哲学则是最高明的哲学，力主回归至中华文明的传统轨道上来。
　　而沈善增在《崇德说》里反复对比的“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类型文化”其本质与现实的意义在于，在经济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我们是该崇德还是崇力？
　　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一直到延续至今的改革开放，“崇力”一直是运动与变革的固定话题。在沈善增看来，崇德文化产生于农耕文化，崇力文化产生于以游牧文化为代表的逐利文化，包括商旅文化、殖民文化与海盗文化。农耕文化是居民的文化，游牧文化是武士的文化。农耕文化以家庭、家族为社会细胞与系统，游牧文化以团队、集团为社会细胞与系统。农耕文化以亲情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礼义来规范；游牧文化以利益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契约来约束。农耕文化重历史传承，重在“久”；游牧文化重新奇开拓，重在“强”。农耕文化推崇圣人，游牧文化崇拜英雄。农耕文化是过日子的文化，重“和光同尘”、远悦近来，整体的安定、统一，以保持整体内部的多样性与发扬个性为前提；游牧文化是以战争为生活常态的文化，重竞争、征服，整体的效率、团结，以权威与实力为转移。农耕文化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农耕文化使社会生活稳定、持久，是由保持家庭、家族的传统来实现的。或者说，家庭、家族在这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家庭、家族是农耕社会的基础。
　　无疑沈善增先生在《崇德说》里，提倡的是一种“回归”的精神，而且我更愿意把其提出的“崇力文化”看成“西方文明”。在经济普遍腾飞道德世风日渐低下的事实面前，在面对自然无所畏惧的疯狂索取和上天给人类同样的疯狂报复面前，在普遍的娱乐至死精神苍白的现况面前，回归到本真的“崇德”文化上来，是不是必要的选择呢？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崇德”的精神，从上至下，拥有宗族自治的优良传统，现代文明的粗暴介入，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潜伏在深处的一些隐疾也如影相随。什么样的文化维系着什么样的制度，沈善增所提倡的“崇德说”，在世风日下的今天，是必须的，也是及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