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那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讲，当前主要是制度问题，不能指望文化起先导作用。现在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把制度和法律应该承担的问题让文化来承担。例如食品安全问题，大家对奸商深恶痛绝，都从道德层面谴责，人心大坏，干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但是如果不能用法律严加治理，使那些往食品或药品中掺毒的商人和与之勾结的贪官得到严惩，那么那些有道德、守规矩的同行只能因竞争不过而破产。无论文人写多少文章和小说都没有用，何况在与权势结合的情况下，这些文章和文学作品大多会被禁止发表，把孔夫子和雷锋请出来也没用。所以目前不宜夸大文人的作用。
　　傅小平：但知识分子未必甘于这种边缘地位，他们向往五四时期，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界迸发出来的活力和激情。近读几位学界中人的文章，他们不约而同提到，我们当下讨论的一些话题，实际上在“五四”时期，就已经被一些学者讨论过，而且相比讨论更为深入。这感慨声中，有欣慰也有颇多无奈。
　　资中筠：“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固然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那些言论之得以充分发表，也有赖于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所提供的言论空间。如果还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能出现这样的运动吗？我认为与其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不如说是后来的革命压倒了启蒙。
　　傅小平：怎么理解，能否展开谈谈？
    资中筠：我认为启蒙原来是与救亡一致的，而且启蒙就是为了救亡。从鸦片战争之后，无数仁人志士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才开始向外寻求强国之道。由枪炮到声光化电到政治制度到立宪，然后发现“民智之未开，何以共和为？”（严复语）于是以开启民智为己任。这个思路是很清晰的。即使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文化的建设并没有中断。后来是由于以一种思想指导革命，再次“定于一尊”罢黜百家，而且即使那定于一尊的思想也只能由一个人解释，所有的人，包括硕学大儒，都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力，或者干脆丧失了这个能力，这才彻底压倒了启蒙，全民陷入蒙昧。民族也又一次遇到了危机。所以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与思想解放同时进行的。也就是重新启蒙。这个过程还没有完。
　　傅小平：您一直关注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问题，并为此忧心不已。前不久，北大教授钱理群在一次会议上称，北大等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人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想，他这么说未必是危言耸听，利己主义的思想泛滥，会侵蚀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根基，更不利于形成健康的公民社会。
　　资中筠：我基本上同意钱理群教授对当代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忧思。这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青年人太多实用主义，太少理想主义的问题。当然钱老师在大学多年，体会更深。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次思想解放、新启蒙的时代，那时的大学生意气风发，求知欲旺盛，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可望继承五四传统。北大尤其是重镇。可惜这种精神被扼杀了。九十年代经济起飞而人文环境逆向而行，造成物质生活改善而精神萎缩。关于现行教育制度，批评的意见已经很多，我不想多说了。总之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各个方面把青年学子引向钱理群教授所说的那种精明、实用的取向。我有时也有点同情当代的学生。
　　还有留学生。过去的留学生学成回国，有一种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的精神，真心诚意要用所学的知识改造中国。现在多数留学生到国外寻求自己的发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无可厚非。有人还愿意回来作些贡献，当然很好。但是有些“海归”不满意在国外的地位，回来谋求个人的发展，不但不能推动社会前进，而且有意投权势之所好，与潜规则同流合污。由于其特殊身份有更大的话语权，比钱理群教授所提到的那种中国大学生可能起到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作用还要严重。
　　
六
　　傅小平：在我的感觉里，您是一位真正具有世界意识的专家、学者。读您的文章，每每为您开阔的胸襟和视野折服。您不单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做到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在对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等关系的思考上，也同样如此。我想，这大概得益于您早年从事的外事工作，还有近年国外的游历生活。事实上，您也曾提到，我们应该把思维从“前全球化时代”，真正转向全球化时代。
　　资中筠：我看问题常常超越国界，从全球看，从大历史看。这可能和我的专业是研究国际问题有关，但是也与我从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有关，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民国元年（1912年）出版的小学国文和修身教科书。那部教科书贯彻的宗旨就是培养“共和国民”，不但讲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且颇具世界眼光，内容涉及面极广，包括世界历史、地理，并且强调人类的博爱。我本人没有赶上学那一套教科书，因为那还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前，是文言文的，但是我从小学到中学所学的内容基本上也是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