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为治好女儿的先天性心脏病，吉林农民刘福成在花光了仅存的6万多元钱后，无奈之下写信向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等六位中国首富求救，在媒体的高调报道下，刘福成终于收到了4万元人民币的捐助。 

    这个故事看似完满的结局却带给我们一个沉重的问题：如何健全和完善我们社会的慈善机制和慈善文化，使得那些不幸陷入困境的人们可以顺利而有效地获得帮助？著名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的《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和湖南师范大学周秋光教授的《中国慈善简史》也许会给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些启迪。 

    慈善事业研究：无心插柳柳成荫 

    资中筠女士是著名的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而周秋光教授主攻方向是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两位从事不同领域研究的学者竟然不约而同地研究起了慈善事业，不得不说是一个难得的巧合。 

    资中筠女士说，她最初是从研究美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的角度，开始注意到除教会、庚款办学之外，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作用。她惊奇地发现，该基金会对中国相当多的学科的开创作用都大大出乎自己的意料。“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出于一种什么思想理念？”从这个念头开始，十多年来，资中筠开始利用各种机会留意收集有关美国基金会一切方面的资料，除书籍文献外，还利用短期访美的机会先后采访了20家以上的基金会、有关公益事业的研究中心及其负责人和专家。 

    而周秋光教授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关注则是从上世纪80年代研究熊希龄开始，熊希龄是民国时期的大慈善家，为慈善事业几乎耗尽了下半辈子的全部心血，“我对熊希龄特别崇敬的地方就是他晚年投身慈善教育事业，我就写了《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在我开始研究慈善的时候，由于极左思潮对它的误解，大家都是持批判态度，不看重慈善。但是我觉得它的功用非常重要，不容忽视，后来就转向专门研究慈善”。 

    尽管两位学者开始研究慈善的起因都有一些偶然性，但是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关注慈善事业却是必然的。周秋光说：“现在的社会重视慈善也是必然的。建国后我们有近30年不谈慈善，凡是社会中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体都由政府的福利事业包起来，结果日久天长，政府便感力不能支，不得不向民间社会求助。1998年的一场洪水，把人们的慈善意识唤醒了，大家开始重视慈善事业。” 

    资中筠女士也深深感到了这种可喜的变化：“我写这本书原意是作为美国研究的一部分，着眼在帮助国人从更宽广的视角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如果有所启发，也是原则上的，比较遥远，并没有想到在当下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因为我认为国情相差太远。出乎意料的是，本书于2003年问世后，不但在学术界，而且在广泛的社会各界也引起了注意。大家告诉我，这本书来得很及时，因为除了少量翻译著作外，这是第一本中国学者撰写的综合介绍和分析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而当前正是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 

    他山之石 

    近年来，慈善公益事业不仅是媒体和学者的呼声，而且进一步为政府公开承认和面对。2005年两会政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并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这以后，各级政府都纷纷对此有所关注和行动。但是，如何在我国这样一个具体而复杂的环境中发展、规范慈善事业，两位作者分别从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和中国古代至近代的慈善事业等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参考。 

    《财富的归宿》一书论述了美国现代公益事业的历史渊源、现代基础、兴起的社会背景及其特点，相关的政府政策和法律，对其所代表的思想理念以及动机和效果的探讨。书中还列举了各类基金会的实例，共举了20世纪初、中、后期约20家各种类型有代表性的基金会的发展历程、思想理念和运作方式。此外，作者还集中论述了美国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概述了近年来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状况。而《中国慈善简史》作为我国第一本关于中国慈善思想和慈善事业的通史专著，首先在宏观上勾勒了慈善、慈善事业与慈善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研究方法，又从微观、渊源上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观念和社会变迁的关系，详细叙述了先秦以来的慈善、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衰落与再次崛起。 

    资中筠女士介绍，中美两国国情迥异，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美国的公益是先从民间发展，再到政府担负起主要责任；而我国是先从政府原则上全包，再到逐步改革引进私人财力。其二，美国民间结社是不成问题的，政府要管的只是涉及税收部分，即享受免税待遇的组织和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所以公益组织归税务部门管；而我国原无完全独立的民间社团，对社会团体的管理首先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在当前社会转型期，这一领域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