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跟大家在介绍资中筠这本书《士人风骨》里面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也就是开头第一篇文章，《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这里面我觉得他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过去知识分子的道统，是有一个知识分子的道统去监督君王，哪怕君王再雄才伟略，再了不起，他也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君师合一。就是说皇帝是皇帝，他有时候也开坛讲课，但他平常不能够是个老师，他不能够做大家的思想指导，这个师是另有其人。

    但是后来1949年这个情况不一样，就出现了某种他形容的政教合一，这个政教合一的特征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看看过去唐太宗、汉武帝再牛再厉害，你听说过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吗？没有，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这种东西了。

    然后他就说到那个时候，比如说搞运动，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今天会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他括号一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主要批判的，当时批判知识分子内容恰好就是我昨天说到的，资先生所说的道统里面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知识分子传统的一种道德价值观，例如说这里面，具体批判的重点是清高。

    清高这时候要被骂，为什么呢？清高就代表你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就要来问你，这时候要批判的是什么呢？骨气，骨气为什么要被批判呢？因为他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要折腰，而不能够讲骨气，然后以及旧道德也要反对，旧道德就包括家庭伦理、朋友信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甚至当时还要鼓励投机，投机过去被人认为是不好，虽然过去士大夫投机多的是，但大家都觉得这是很丑恶的，但现在投机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投机叫做投“革命之机”，转机转得越快越好，千万不要怕落投机之嫌，这就是我们过去熟悉的一个情况。

    好，到了80年代，我们知道有过一阵春风，情况有点不一样，但是很快的又慢慢的恢复了他认为实际上恢复了按“两个凡事”的，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的状况，他就讲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政治思想却未同步，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控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这两面夹击，那思想文化怎么办？他就说是逼良为娼，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的事情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经相对宽松了，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可是自觉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比以前更甚，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

    这就是今天我们文化好像又迎回来了“颂圣”这种传统的春天了，这个“颂圣”是怎么个“颂圣”法呢？他分析一些背景很好玩，他比如说讲留学生，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中的留学生，主要是想去“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国家，今天的留学生想的是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社会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经没有共识，即使有，也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受到迫害的时候往往孤立无援。

    然后他说主流文化，现在我们可以讲“颂圣”了，在这种情况下颂的什么圣？再也不像过去，有点进步，不是歌颂个人了，而是颂什么？“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为经济增长迅速，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这个情况下，他们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文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

    这遭来网上一片谩骂，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文化明星依然被主流媒体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这就说明这种“颂圣”文化我们已经习惯到麻木的地步了。

    然后他还说，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重新肯定古经一切“传统”，例如所谓的三统，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的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更离谱的是现在开始，有的通过美化古代的帝王，比如说暴君，来间接歌颂今天的盛世。

    这本书我这两天拼命地在念这篇文章，但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文章也很精彩，比如说讲古代君王杀人如麻的这些事迹，他提到一点，资先生的提到的这点我觉得特别，我是心有戚戚焉，常常有同感，就是中国人对于杀人好像已经完全麻木了，看史书上面说什么坑首几十万这些东西，我们好像觉得这就是一个数字，乃至于现在这两年不是很多人写书歌颂秦始皇吗？那么在这里面，这些杀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好像完全不必有任何的同情心，甚至都觉得是为了营造盛世而必要有的一个工序，中国人的道德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太奇怪。